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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信軍再談三中全會:一連串拐點事件將會發生

2014-01-21 15:24:49
來源:你我貸

21世紀經濟報道編者按:2013年度華人經濟領袖盛典在12月1日圓滿落幕。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現場專訪了這一屆的華人獲獎企業家。他們共同關注中國三中全會后再改革的趨勢,也談到企業家領袖的成色與擔當。中國希望建設更趨統一的市場體系,政府將回歸宏觀政策的平穩周期,行業性的超額機會當然還會存在,但無論哪一個行業,企業家運籌內部軟硬資源,管理擴張中的負外部性的能力都將較以往更為重要。五年以來,華人經濟領袖評獎希望它的獲獎人持續擁有這樣的能力,但也關切他們是否具備豐富的商業人文理念。在過去的一年中,新一屆的獲獎人在多重不確定環境下,充滿個性地展示了上述特質。

在“2013年度華人經濟領袖盛典”頒獎禮上,復星集團副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梁信軍在發表獲獎感言時說:“一個中國的本土公司,我們都沒留過洋,沒出過海,把自己鍛造成一個全球化的公司,真的很難,但是我們的確做到了。”

在過去一年的時間里,復星加快了海外投資的布局,買入了紐約曼哈頓下城區地標建筑物,收購以色列醫療科技公司AlmaLasers,投資美國高端女裝品牌St.John,投資區域從歐洲擴展至北美和中東。但加快海外投資步伐并不意味著復星忽略了中國市場,“中國動力嫁接全球資源”是復星的投資理念。“我們投資海外品牌最重要的出發點或者說基石是,我們希望它能夠受益于中國成長。”梁信軍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說。

作為復星的首席執行官,梁信軍的眼光從未離開中國。他仔細研讀了十八屆三中全會上通過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60項決定,梳理了34條項與中國經濟和復星發展息息相關的內容。在他看來,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投資者信心的影響,絲毫不亞于十一屆三中全會。

“本土品牌、本土機會,我們一直沒有放棄”

《21世紀》:你代表復星更多地在談復星的海外并購策略,在這當中體現看好中國,其實復星在國內國資股權多元化、基礎設施產權多元化方面應該也有很多機會,為什么這類工作談得少一些?

梁信軍:首先,我覺得海外投資是存在戰略機會的。過去因為歐美的金融危機,導致其消費市場缺乏增長甚至萎縮,一些行業的龍頭企業,如果其原來的市場主要在歐美,由于歐美市場萎縮導致其增長乏力,帶動整個估值下降,然而我們認為它在中國會有非常好的前景。

今年以來,對美國QE退出的預期,導致全球風險類資產下降,這種情況持續至今。因此我認為對歐美的投資是有一個戰略性的、系統性的機會。

對于國內,我們也是非常看好的,尤其是在三中全會之后。我覺得三中全會最重要的內容對于投資者來說,是它明確到2020年所有的措施必須見實效。不僅要在2020年見到實效,在2020年之后還會有后續的良好表現,真正產生對社會經濟的影響。

對于國內的發展機會,我們都會關注參與,例如養老的基礎設施。實際上,我們和美國峰堡投資集團在上海已經有一個成功的試驗項目,我們非常愿意投資甚至上百億的規模。談到基礎設施,大家不能總想著是公路、橋梁,現在針對人的基礎設施顯得更重要。

《21世紀》:復星董事長郭廣昌最近剛剛對歐洲進行了商務考察,海外投資是否依然是復星未來的投資重點?

梁信軍:我覺得我們國內、國外兩方面都會看。第一是本土品牌、本土機會;第二是海外品牌、中國機會。我們投資海外品牌最重要的出發點或者說基石是,我們希望它能夠受益于中國成長。在海外投資方面,我們相對來說已經掌握了海外的技能,比如搜尋項目和完成交易的技能,也積累了足夠的人才。像這樣的積累,是需要時日的。我們在這方面的進度比較快,要擴大這樣的競爭優勢。

本土品牌、本土機會,我們一直沒有放棄過。我們本土的團隊沒有減少,還在不斷地增加。我們之所以在海外品牌和團隊方面說得多一些,主要因為覺得在這方面比較稀罕。其實我們在本土方面做得也很多,但與我們的過往相比較,與同行業比較,沒有很高的增長。

“自貿區給了改革措施一個付諸實施的通道”

《21世紀》:你之前說過,企業家最怕的就是不確定性。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你對確定性有新的認識嗎?

梁信軍:我覺得三中全會提供了一幅非常詳盡的路程圖,就是到2020年要完成60項改革,而且要見到實效。這60項改革都能實現的話,將對社會經濟會產生非常重大的影響。所以我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投資者信心的影響,絲毫不亞于十一屆三中全會。

從黨的文件量化成為政府的細則需要一個過程。自貿區一個很大的作用,我的理解就是把黨的60條快速地試一試。如果大家想要看未來政府實施的細則,我建議就可以看自貿區的工作方式。如果自貿區可行,將來對于全國推廣來說,政府的擔憂會更小。所以自貿區給了這些革命性的改革措施一個付諸實施的好的通道。

《21世紀》:在上海自貿區成立之前,你就表態復星會主動參與到自貿區中,現在復星以什么方式參與?

梁信軍:第一,我們在自貿區已經注冊了一個公司。第二,我們不同的部門都在紛紛去自貿區一試。金融的邊界在哪里,旅游的邊界在哪里,外貿的邊界在哪里,境外融資的邊界在哪里,監管的邊界在哪里?我們在不斷探索。

有了自貿區這一平臺之后,我們境外的融資和投資都變得更便利。過往,我們境外的融資和投資主要在香港地區、新加坡和歐美進行。在過去的七八年中,我們在海外一共有178億的債務性融資。撇開兩筆債券之外,我們非債券類的債務融資的平均成本大概只有3%左右,客觀地說比在中國大陸便宜很多。

此外還有股權性融資和基金類融資,這些行為如果有自貿區這一載體會更方便實行。在海外經營業務就得有海外的團隊、海外辦公,這不是一天就能做到的。對于總部設在上海的公司來說,自貿區可以提供很多便利。所以我們期待自貿區在融資方面能夠有所突破。

我們也在認真考慮我們已經投資公司的中國平臺、亞洲平臺是不是可以切入到自貿區。我們也考慮在自貿區新設一些機構。例如,我們投資的一個機構在認真考慮是否能夠設立針對大宗商品的現貨倉單交易中心,也就是讓大宗商品現貨的庫存發揮其預售能力,就像一個大宗商品的淘寶。我們也在考慮直接在自貿區創設金融機構。另外自貿區對于免稅貨品的發展,也是很好的契機。

《21世紀》:你希望自貿區平臺對中國企業對外股權投資提供哪些功能?

梁信軍:對企業來說,第一是融資,像低成本的融資、長期優質資本的融資,其中包括債券和股權。第二是投資,過去的平臺選擇在海外是出于稅收等多方面的考慮,現在有自貿區后就方便了,可以直接作為特殊目的機構(SPV)的注冊地。第三就是在投資海外之后如何為反向回國發展的過程中提供便利。所以我認為兩方面都得看,不是單向的“走出去”這一條線。

《21世紀》:三中全會報告指出要讓市場起決定性的作用。你預期在審批方面會有哪些變化?

梁信軍:三中全會提出兩點非常徹底的話,第一句是除非事關國家安全,否則國家不應該再審批;第二句是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我對于負面清單管理、對于負面清單模式的推廣抱有充分的信心。我認為這會極大地提高政府管理市場的效率,也會極大地提升企業投資的自由度和積極性。

《21世紀》:但外國投資者會抱怨目前的負面清單比他們預期的過長。

梁信軍:我認為是他們不了解真相。過去我們是正面清單管理,也就是許可制管理,現在列入的只占原來名單的17%而已。但過去那些沒有在正面清單羅列范圍的項目也得報批,因此如果算上正面清單之外潛在的正面清單,我覺得最終的比例還遠遠不到17%。我認為第一版負面清單是正確的道路和方向,既然大家還不滿意的話估計還會有第二、第三版。從個人角度,我覺得挺好。

《21世紀》:外界對于國企改革好像失望情緒也比較多。

梁信軍:我不知道大家為什么會失望。國企會進行分類改革,完全競爭類的會徹底放開。它會分為三類,一是事關國家安全的,不能動;一類是民生保障,可以參股;完全競爭類將徹底放開。有多少國企可以被列入事關國家安全?

第二個問題,國企的管理機制要改成資本管理。過去是既控股又運營。資本管理的一個方式最大的影響,以后只管資產權,其他權限都要徹底放開。我覺得這對于經營的影響非常大,是非常先進的管理方式。

三中全會決定非常明確地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制;國有資本投資項目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我覺得這些都是非常積極的。尤其還要來個釜底抽薪,要求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的比例達到30%。大家期待細則是很正常的,但我認為方向是非常棒的。

“企業家是最不應該抱怨的群體”

《21世紀》:你對三中全會通過的60項改革決定進行了一些梳理,有何心得?

梁信軍:其中有34條值得深入探討。延長退休的事情影響會很大。1963年前后七年是中國的嬰兒潮時期,未來10到15年會成為中國人口退休的高峰。對這批人延遲退休,對勞動力的補充具有現實意義。如果延遲退休能夠保持原來的工資水平,對消費能力也是很好的幫助。

再有是農村人口的問題。現在中小城市允許農民落戶,落戶之后希望享受到平權。在中國52.5%的城鎮化率中,15.5%的人口沒有城鎮戶口。如果沒有戶口的人能夠享受到平權的話,對每個人的投入至少要8萬-10萬元。乘以1.9億人口數量,就意味著16萬億-19萬億的投入。

外界比較關注的是民營銀行的問題,但我覺得真正重大的是利率市場化。從長遠來看,這會壓縮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收益。但是我必須指出的是,別的國家和地區的實踐表明,放松利率管制之后的頭兩三年,利率還會上升,凈利差會上升,這是由存款利率上升帶動貸款利率上升更快導致的。因此,一個有意思的話題出現了,不見得加速利率市場化之后,短期內金融機構利差收窄、利潤減少,反而可能還會增加。

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和資本項下可兌換方面,過去人民幣對外受管制,放松之后,短期之內可以肯定會有大量資金出去。資金出去之后會產生兩個結果,短期對于風險資產的定價有下行的壓力;長期來看,人民幣如果能夠更多地國際化,對于中國國內的通貨膨脹壓力倒是一個很好的緩解。

房地產方面,有兩條是關于房地產稅的問題。數據庫統一之后,持有稅就要開征。我們曾經做過一個測算,如果對城鎮人口二套房以上的房產進行征收的話,一年可以征收4000億左右。這是很大一筆數字,但同時來自土地的收益會減少。房產稅對于持有者是有擠出效應的。他們相比過去會更有出售的意愿,因為持有產生成本。相對來說,大城市持有者比小城市更多,這對大城市房價會產生微妙的影響。

另外還有醫療、養老問題。中國這一兩年開始急速進入老齡化社會。今年我國60歲以上人口會突破2億,老齡化對社會、政府、家庭的壓力都相當大。不過壓力是相對于買單的人,對于拿支票的人就是動力。政府已經看到這個問題,第一增加國有企業繳付率,第二可能出售國資補償缺口,第三鼓勵社會出資。這里面最核心的問題是將來醫生會緊缺。

在健康產業領域,美國的健康產業占據GDP的16%-17%,日本大概是10%,中國截至去年是6%。我認為,隨著老齡化的到來,健康產業可能會成為國民經濟的第一大產業,健康產業、養老、醫療將面臨爆發性的增長。

《21世紀》:這些解讀將如何落實到復星自己的發展?

梁信軍:我梳理的34條都與復星的發展非常相關。第一,我們要加大健康產業的發展;第二在房地產領域,政府會改變城市發展方式,通過企業更多地為城市提供城市功能服務。企業有可能從政府手中拿到系統的開發權,房地產開發形式需要創新,不能走原來的路。第三,養老、醫療投資是需要社會資金介入的,無論是社會資本還是保險金都要有所作為。

對消費的看法,過去認為主要就是中產階級,現在還要加上農村消費以及中小城市的農民消費。對房地產也需另眼相看,原來認為中小城市有很大的問題,現在允許農民落戶的話,很可能變成供不應求。

我把這些形容為一連串拐點事件會連續發生,這個拐點的導向是非常清晰的。

《21世紀》:你如何看待企業家參與社會事務的邊界與趨勢?

梁信軍:我認為企業家是最不應該抱怨的群體。如果一個社會對別的企業的待遇都一樣的情況下,我們就沒有理由抱怨。我們是管理不確定性的。

人的身份是多重的,比如為人父、為人子,為企業家,這些角色是有邊界的,不意味著要把所有的事情在一個場合里完成。企業家的本分,就是把企業做好。倡導應有的商業文明,守信、倡導社會階層的流動,保護地球和環境,這些也是你應該做的。

除此之外更多的責任是呵護年輕人和弱勢群體,幫助他改變自己的身份。我不否認維權也很重要,但如果你用自己的商業資源和影響力幫助弱勢的人,實現階層流動,改變其階層的屬性,那就是最好的。我更想做這些,而不太愿意純粹地去談政治問題。(編輯衣鵬)返回21世紀網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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