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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貸危機爆發的本質還是信用危機

標簽 中國 證券 美元 交易 
2014-03-10 10:50:54
來源:你我貸

次貸危機爆發的本質還是信用危機。事后,在危機中發現的大量金融欺詐、侵害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的現象表明美國無論是信用制度,還是信用文化都面臨著挑戰。以下是新華網關于美國高盛“欺詐門”事件報道的部分內容: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近日對高盛集團及該公司高管法布里斯圖爾提起民事訴訟,認為其涉嫌在一種次貸衍生金融產品的設計和銷售中存在欺詐行為。鑒于高盛在金融行業的地位和影響,以及美國政府大力推行金融監管改革的政策環境,這一事件在全球被高度聚焦,一度引發市場明顯震蕩,更折射出金融監管呼聲中美國金融和政治領域各方角力所展現的復雜圖景。

目前公開材料顯示,高盛“欺詐門”始于一樁在2006年啟動的抵押擔保債券(又譯擔保債務憑證,CDO)交易。根據這一產品的設計和交易安排,一家對沖基金保爾森公司(與美國前財長保爾森無關)會因為這一CDO產品中相關標的資產價格的下跌而獲利,德國的一家金融機構IKB和美國的一家資本管理公司ACA則相反,會因為相關資產價格的上漲而獲利。事實結果是,作為空方的保爾森公司最終獲利約10億美元,多方的兩家公司則累計虧損同樣金額。這一產品由高盛應保爾森公司要求設計并銷售,其部門副總裁法布里斯圖爾直接負責相關業務。在這過程中,保爾森公司對標的債券組合的選擇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是一樁非常復雜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其中涉及CDO、CDS(信用違約掉期)等多種債務風險轉移、組合和對沖工具,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起訴材料指出,高盛作為這一產品的設計者和交易撮合者,在關鍵信息的披露上,存在“實質性”的誤導和隱瞞行為,導致購買該產品的投資者不知道交易“對手方”就是參與債券組合選擇的保爾森公司。如果投資者知曉保爾森公司既作為“中立觀察員”又作為“競爭對手”的關鍵信息,是不會購買這一產品的。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公布的起訴書長達20多頁,其間列舉了大量細節,包括相關產品的分析,高盛、保爾森、ACA等關聯方在此案中的角色、投資策略及往來文件以及當事人圖爾的個人郵件等各種證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執法部門負責人羅伯特庫扎米在公告中說:“這一產品是新穎且復雜的,但其騙術和(利益)沖突是簡單而老舊的。”

不過,高盛在迅速反駁這一指控后,又作出跟進聲明,認為該指控“在法理上根本不成立,且與事實不符”。高盛還強調了四點關鍵內容:高盛也在交易中受損;交易各方都是“專業選手”,高盛已經披露了廣泛的信息;盡管保爾森參與了債券組合選擇的討論,但最終“定案”是由最大投資者ACA作出的;高盛確實沒有告訴ACA交易對手方是保爾森公司,但這是符合市場慣例的。高盛還說:“任何投資者的損失,乃整個行業總體表現欠佳所致,并非因某些證券最終被選入參考組合,亦和這些證券是如何挑選無關。”目前控辯雙方各執一詞,保爾森公司、ACA以及圖爾本人也都三緘其口。這使此案疑云重重,耐人尋味。質疑高盛的人士指出,高盛在這一交易中的虧損可能只是表面現象,因為在設計和出售CDO時,高盛這樣的做市商往往會“自購”一定份額,以便于推銷,而其頭寸風險可以借助其他金融工具得以對沖。

高盛“欺詐門”反映西方契約信用的先天不足

雖然高盛是否涉嫌欺詐尚未有最終的定論。但是從次貸危機后美國金融監管改革不斷加強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來看,華爾街確實存在許多“欺詐”行為,只不過很多“欺詐”最終可能如高盛所辯稱的“在法理上是不成立的”。這恰恰體現了西方契約信用的先天不足。西方契約信用是以法律制度為基礎,表現的是一種規則信用,是否守信是以遵循合同約定為判斷標準。從歷史文化的角度來考察,西方契約信用確立于17~18世紀,與西方理性主義思想緊密相連。近代西方理性主義認為“世界是按數學法則建立起來的巨大機器,只要掌握了世界的法則和數學,就可以做世界的主人”。這種思想體現在法制方面,就是試圖通過理性法則“對各種特殊而細微的實情開列出各種具體的、實際的解決辦法,它的最終目的是想有效地為法官提供一個完整的辦案依據,以便使法官在審理任何案件時都能得心應手地‘引律據典’,同時又禁止法官對法律作任何解釋”。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分工日益深化,契約雙方的信息不對稱情況愈加明顯,如果契約當事人缺乏基本的誠信,就會大大增加交易的成本(包括信用調查、法律訴訟等),影響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轉。這就必然要求社會要建立起一種普遍的信任感,這種信任感的基礎不僅僅是法律制度,還要有一種誠信的文化,即所有人內心深處都有一種自覺的誠信理念和對他人信任的態度。因為制度是理性的產物,而理性是有限的,不是完美的,制度的缺陷和漏洞是必然存在的,它的完善是一個動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如何保障市場經濟不會因為理論上的制度缺陷而崩潰,就離不開信用文化的支撐。德國學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在《倫理經濟學原理》一書中說“沒有信任即可信性的道德態度為前提,市場交易費用就增加,市場能力就降低,市場失靈的可能性就大增”。福山在他引起廣泛關注的《信任:社會道德和繁榮的創造》中指出,社會成員之間的信任乃是文化對經濟的影響途徑和表現形式,直接會影響甚至決定經濟效率。

挖掘中國傳統信用文化所倡導的“義”理屬性的信用觀價值

從他們的論述我們可以這樣審視中國傳統信用文化的價值:中國傳統信用文化所提倡的人格化的道德誠信雖無法催生市場經濟,但市場經濟的高效運行卻離不開對個人誠信道德的要求。而且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作為經濟活動主體的企業逐步轉化為具有法人資格的經濟組織,企業人格化的同時必然要求企業同個人一樣具備道義上的誠信。

回到高盛“欺詐門”事件,我們會發現,如果從單純的法律和合同層面來看,高盛的行為是很難說存在著法律意義上的違約,但高盛很難逃脫道義上的瑕疵。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與這種道義上的誠信要求往往會發生沖突。雖然他們也承認社會公共利益,但是,個體利益在西方契約信用文化中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只要在法律制度上存在合法的形式,社會公共利益就會成為攫取的對象。正如美國作家費迪南德古恩伯格所言,“美國的哲學、資本主義精神就是從牛身上刮油,從人身上刮錢。在歷史上的任何時期,只要可能,就會有置倫理道德于不顧的殘酷無情的獲利行為”。

高盛的“欺詐”行為是西方契約信用所包含的唯利是圖精神的深刻體現,費迪南德古恩伯格對此批評道:“進入到金融資本發展階段后,這種不顧倫理道德的爾虞我詐、巧取豪奪和冷酷無情都貫穿到了金融領域的每一個角落,且永遠也不會消失。”與西方契約信用文化的利益觀不同,中國傳統信用文化一向倡導的是“信”的“義”理屬性,即把“義”看作是“信”的基礎和踐約的前提,也就是說中國傳統信用更加看重約定的正當性、合義性,超越了西方契約信用以個體利益為核心、更加注重約定形式的合法性要求。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化,社會分工所導致的信息不對稱越來越嚴重,而法制是一個動態完善的過程、存在著事實上的不完美,只有經濟主體有一種自覺的個體利益和公共利益相協調、統一的價值理念,才能增加市場運行的信任感和效率。而以個體利益最大化為導向的西方契約信用在此方面存在明顯局限性的,我們非常有必要挖掘中國傳統信用文化所倡導的“義”理屬性的信用觀價值,豐富和完善現代契約信用文化。

(作者均為中國人民銀行武漢分行征信管理處課題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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