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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鏗:地方債是火藥桶弄不好就爆發

2014-01-21 15:25:05
來源:你我貸

賀鏗:地方債是火藥桶弄不好就爆發11月18日,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賀鏗做客清華大學,以《經濟形勢與改革問題》為主題發表演講,并授權鳳凰大學問刊發,與讀者分享。賀鏗認為世界經濟在金融危機之后緩慢復

賀鏗(資料圖)

賀鏗:地方債是火藥桶弄不好就爆發

11月18日,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賀鏗做客清華大學,以《經濟形勢與改革問題》為主題發表演講,并授權鳳凰大學問刊發,與讀者分享。

賀鏗認為世界經濟在金融危機之后緩慢復蘇,雖然速度很慢,但是不確定性因素不多,而中國經濟遭遇下行壓力后,雖然已經企穩,但是不穩定因素仍不少,甚至有金融危機的風險,“房地產泡沫最能引發金融危機。地方債、部門債是一個火藥桶,弄不好哪一天就要爆發”。

賀鏗提出中國現有的發展模式可總結為三類,廣東發展模式靠特區政策和外資,別的省不可能有這個條件;西部大開發以及老工業基地振興模式,靠的是國家財力的轉移,也不可能去學;而浙江模式靠的是民營經濟,最有推廣價值。

賀鏗,著名經濟計量學家,中國經濟計量學開拓者。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央財經大學統計學院院長。

以下為演講實錄:

我今天講四個問題:第一,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第二,中國經濟發展必須轉換思路;第三,三中全會傳達的改革信息;第四,新型城市化應該在“新”字上下功夫。

美國、歐盟和日本三大經濟體都在復蘇

先說說當前國內外經濟狀況。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從世界經濟情況看一般會分析三個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和日本。這三個經濟體首先是發達國家,同時他們的經濟總量曾占世界經濟總量的73%。現在由于新興國家發展比較快,發展中國家發展也比較快,目前的比例發生了一些變化,但還是占到61.5%到62%。只要把它們的情況分析清楚了,那么世界經濟也就應該清楚。

中國的經濟情況大家應該很清楚,因為我們都生活在中國。對于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的總體情況,我認為:一、世界經濟在金融危機之后緩慢復蘇,雖然速度很慢,但是不確定性因素不多;二、中國經濟遇到下行壓力,雖然已經企穩,但是不穩定因素不少。為什么這樣說?

先看美國,他們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是縝密的,是符合美國實際的,并不是一下就搞4萬億,而是慢慢分三次,每一次究竟寬松多少都計算到小數點后面。世界金融危機之后,近五年來經過三次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經濟的確穩中復蘇,由金融危機時的零增長,現在已經達到3%,甚至3%以上,失業率由10%以上降到7%以下,他們今年有可能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說明經濟已經穩定了。

再看歐洲,金融危機之后的歐洲經濟一直不怎么好,主要原因是所謂的歐債問題,使他們的經濟復蘇不快。對于歐債問題,媒體所宣傳的內容并不完全準確,實質是美國和歐洲爭奪貨幣主導權。

歐元是1999年1月1日開始實行,在此之前世界貿易的結算貨幣有美元、英鎊、馬克、荷蘭盾、日元。這五種結算貨幣中主要是美元,美元占72%,其他四種貨幣無一超過5%。也就是說,世界各國貿易有72%是以美元的方式保持增長,既然只有美元方式,那就只能買美國國債或在美國投資。換句話說,貿易盈余的72%由美國人使用,這對美國來說是非常有利的。歐元使用之后到2010年底,世界貿易結算貨幣美元下退到62%,歐元上升到25%以上,這對美國來說是很大的威脅。因此,所謂債務的評級,實際上是有目的的,是有意要對歐元進行打壓。

歐債有什么大問題?吵得最厲害的就是希臘,希臘債務占GDP的220%,比美國高不到哪里去。日本的債務占GDP的245%左右,中國的債務全部算起來也不低,恐怕也接近200%。中國沒有問題,美國沒有問題,日本也沒有問題,為什么歐債出了大問題,這是值得思考的一個方面。

第二方面,就算希臘債務有很大問題,但是希臘對世界經濟有多大影響?希臘的經濟總量占歐洲27個國家的經濟總量不到4%,在世界經濟總額中能占多大一點?影響不了世界經濟。后來牽出兩個經濟總量較大的國家,法國和意大利。法國和意大利的債務不存在問題,主要是政治問題。當時的法國總統和意大利總統下臺之后,兩國的經濟逐步穩定,經濟穩定之后,歐元問題也就不好再炒作了。從去年開始,歐盟經濟已經企穩向好。

再看日本。日本是很值得我們研究的,如果大家關心世界經濟問題,我希望對日本經濟進行深入全面的研究。1945年日本戰敗,還被投了兩顆原子彈,應該說是滿目瘡痍,經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三十年的高速發展,增長速度在兩位數左右,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我們應該冷靜分析,日本作為第二大經濟強國和我們今天作為第二大經濟體不是一個概念。日本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我們的人均GDP現在大概在第80位左右,我們人均收入也不高,而且貧富差距很大。從科技水平來講,日本科技水平的綜合力量是很強的,而我們的科技水平是不夠的。因此,從科技、國力、收入水平相比,日本是真正的第二大經濟體。

所以,美國必須想辦法把它打破,辦法就是要日元升值。上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被美國逼得日元升值百分之三十幾,一次就讓他失去30%。自此之后由兩位數增長逐漸變成零增長,停滯將近二十年。由此我們要思考日元升值、人民幣升值有什么壞處。經管學院的老院長朱?基當時有一句話:“我人民幣就是盯住美元。”他的思想今天看來也是對的。日元升值之后,二十年停滯不前,現在的日本值得我們關注。

安倍晉三這個人,從政治上來講我對他并不感興趣,但是他的經濟思想恐怕值得我們研究。安倍經濟學有三個體現,一是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制造適度的通貨膨脹。作為消費者,總希望物價低,但為了經濟的活躍和發展,適度的通貨膨脹是有利的。

克林頓時代的財政部長寫過一篇論文,談到“什么是最佳通貨膨脹率”。他說最佳通貨膨脹率肯定不是零,是2%好,還是3%好?格林斯潘進行宏觀調控的時候,通貨膨脹率掌握在2%-3%之間。因此,克林頓當總統的八年,被認為是戰后美國最輝煌的時期,他在財政赤字、負債累累時接手,到財政大量盈余交給小布什,經濟增長率在5%左右。

第二個經濟舉措是擴大政府投資,類似于我們的積極財政。日本的積極財政也不是隨便憑腦子一拍就搞個3萬億、4萬億,而是經過縝密計算的。它計算的結果是政府投資2267.6億美元,而且還不是一次使完,分兩次。今年1月11日公布了第一階段計劃,1170億美元,如果這個實行得好,再執行第二階段計劃。這是做經濟工作所必須的,不能腦子發熱。

第三個經濟舉措是明確提出略貶值。為了實行日元貶值,央行行長被換了。這三個經濟政策或者經濟思想,我認為符合日本實際情況,因此日本今年經濟肯定在3%以上,盡管第二、第三季度速度有點下降,但是總體上沒有大波動。

這三個經濟主體的不穩定因素很少,經濟都在緩慢復蘇。我認為復蘇不可能很快,因為發達國家正處在經濟轉型期,而沒有新的技術革命,就沒有快速發展的可能性。

新的技術革命應該在醞釀當中,很有可能還會發生在美國。為什么這樣說?美國金融危機之后非常重視實體經濟和科學技術,五年來有三個東西值得我們關注。

一是智能產業悄然興起。這幾年機器人進入到家庭,也進入到勞動密集型企業中,并有代替員工之勢,這將會改變生產方式。

二是3D打印技術。美國很重視3D打印技術,今年奧巴馬簽署的主要研究項目中,第一項就是3D打印技術。3D打印技術改變了加工思路,過去生產一個機器,例如顯示器,每個零部件都由鑄造、鍛造、毛坯,然后精加工、磨、刨的程序,這是做減法。而3D打印技術則是做加法,把零部件設計好了,一點一點往上加,變成我需要的精度和大小,加工思路發生將巨變。

三是液燃氣的使用。美國是使用天然氣最多的國家,一半以上的天然氣靠進口。液燃氣中含有大量天然氣,但是提煉需要高技術,這五年美國基本解決了這一技術。發生金融危機那一年,液燃氣的使用還不到天然氣使用總量的1%,然而到2010年,卻達到20%,生產產量超過1000億立方米。美國專家估計,再過十年,美國將有天然氣出口,測算稱美國的液燃氣可以夠他們使用100年以上。這樣世界能源技術格局將發生大的變化。

這三項技術,有沒有可能形成新的技術革命,值得我們繼續分析和關注。如果無法形成新的技術革命,全球經濟暫時只能緩慢復蘇。

地方債是火藥桶弄不好就爆發

中國長期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是從1998年朱?基總理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開始的,那個時候適當積極我是贊成的,問題是到今天還積極就不妥了。

積極財政會引起兩個重大結果:一是改變國民收入分配結構。GDP是一個蛋糕,一般把它切成兩大塊,一塊叫最終消費,另一塊叫資本形成。全世界各國的平均最終消費是69%,美國達到70%。我們在實行積極財政政策之前,最終消費占62.5%,實行積極財政之后,每年降低1個百分點,到2010年降到45.5%,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將近20個百分點。最終消費是勞動結果分給勞動者的比例,勞動者的比例越來越少,資本形成的比例越來越多,如果這樣搞基本建設,人們能有購買力嗎?內需能起得來嗎?所以會出現內需不足的問題。

第二個后果,從政府角度來講,積極財政是建鐵路、修公路、修機場、蓋房子、搞房地產,能做這些。這就使得我們的產業結構發生嚴重扭曲,結構性矛盾非常突出,形成許多產業的產能過剩。這些產業都是上游產品,包括能源、水泥、玻璃、陶瓷、鋼鐵等等,不僅破壞了環境,而且把上游產品的價格大大提上來。水泥漲價、鋼鐵漲價、電解鋁漲價、能源漲價,上游產能漲價必然會影響下游,也就是我們的消費品,因為生產消費品不可能不用上游產品,這就是今天出現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

通貨膨脹是成本推動,不會很嚴重。有的經濟學家說會出現兩位數通貨膨脹,我說不可能。我的判斷是成本太貴,勞動力的報酬不夠,需求上不去。今天這種情況是“經濟滯脹”,跟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出現的情況是一樣的。滯脹要解決,需要時間,它被經濟學家看作是經濟中的“癌癥”,很不好治。如果讓物價下去,經濟增長速度更上不去,失業率更高;要解決失業率,把經濟發展快一點,那么物價又要上去。

雖然經歷了第三季度,經濟已經企穩,再向下滑的可能性不很大,但是要恢復9%、10%這樣的增長速度,三、五年恐怕難以達到。

解決這一問題只能用供給學派的思想,最重要辦法是實行減稅,引導生產要素合理流動,解決中小企業問題,很高興新一屆政府重視這個問題。如果不轉變過去十來年的發展思路,還是這樣的積極財政,還是搞4萬億的計劃,中國的經濟會出問題。

美國人說中國經濟要崩潰,要硬著陸。我說不大可能,中國經濟如果出問題,就是金融危機,所以我一直主張穩增長以防風險,也就是防風險比穩增長更重要。

金融危機的風險確實是存在的,而且比較嚴重,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房地產,房地產泡沫最能引發金融危機。近二十多年,世界發生了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機,沒有一次不是房地產引爆的。世界金融危機是美國次貸危機引爆的,亞洲金融危機是泰國房地產引爆的,二十年前巴西的金融危機也是由房地產引爆的,香港和日本出現的金融危機都是房地產引爆的。

我們現在的房地產價格肯定不是合理的價格,合理價格的房價收入比應該是4到6。所謂“房價收入比”,是一個家庭四年到六年的收入就可以買一套適合自己居住的房子。我們現在城市的家庭收入,統計局公布的數字不到4萬,我認為這個可能偏小,擴大一點,到5萬,四年20萬,六年30萬。三口之家住100平方米不算奢侈,但現在100平方米的房子用六年收入買得下來嗎?買不下來。我們的房價收入比現在是12左右,房地產商、地方政府和銀行綁在一起,哪里出了問題,就會引發大問題,所以房地產調控不能動搖,但是也不能只調控那一下。我常開玩笑:房地產的調控只能溫水煮青蛙,讓它慢慢死。

二是地方債、部門債。我們的地方債、部門債現在有多少還沒有搞得太清楚,國家審計署今年6月份向人大匯報,是15萬億到18萬億,幾乎沒有人相信,外國研究機構出現最多的數字是27萬億。就算27萬億,這個數字也不太可怕,我們有50多萬億GDP,問題在于我們的機制非常可怕。

很多人說中國的市場經濟缺少誠信,我覺得沒錯,誠信是不夠。但中國最沒有誠信的是政府,任何一個地方政府借債都沒有想著要還債,有多少錢都敢用,這是一個大問題。

我們的部門債,劉志軍搞鐵路借了2.6萬億債,2.6萬億按照6%的利息率,一年要還多少錢?鐵路的效益現在是很低的,也有很多地方出現了還不了利息的情況。地方債、部門債是一個火藥桶,弄不好哪一天就要爆發。

三是影子銀行。影子銀行包括兩個內容;一是民間借貸,二是商業銀行的理財產品。民間借貸已經出現了不少問題,規模有多大?國家統計局前年的下半年審計了746家中小企業,這些中小企業年終債務余額的50%是民間借貸,其中75%是短期借貸,少于半年,利息率都高于24%。很多中小企業借了債還不起,形成資金斷裂,在溫州、杭州、內蒙古鄂爾多斯都有出現。最近網上又說福建的鋼鐵商有四個人自殺,這都是信號。

我們商業銀行的理財產品更危險,以4%到5%的利息率迅速發展,然后通過中介向需要錢救命的企業貸款,貸款利息率都高于24%,這些中介的辦法更可怕。前些時候發生所謂“錢荒”,恐怕是這些銀行需要錢救命。一旦出現問題,投資者想把錢要回來,但這些錢又大面積要不回來,銀行就搞不下去了,這是一個信號。當然有的金融專家說這就是金融危機發生了,倒沒那么嚴重,但它是一個信號。

因此我說中國的經濟穩增長不是大問題,7.5%的增長今年絕對能完成。但是對金融風險的可能性千萬不可掉以輕心。

(鳳凰網獨家稿件,未經允許,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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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鏗:地方債是火藥桶弄不好就爆發11月18日,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賀鏗做客清華大學,以《經濟形勢與改革問題》為主題發表演講,并授權鳳凰大學問刊發,與讀者分享。賀鏗認為世界經濟在金融危機之后緩慢復

浙江發展模式值得推廣

要解決中國發展問題,走上健康發展道路,必須轉變發展思路。李克強同志說得很響的一句話,就是要打造升級版。這當然是對的,但什么是“升級版”?我認為這個“升級版”不是一蹴而就的。所謂經濟的升級版至少要有四個標志:一是增長質量是高的,是有效率的,不只是GDP擴大而已;二是勞動生產率有明顯提高;三是能耗降低,污染減少;四是產品的質量提高,特別是食品。要達到這四條,唯一的途徑就是要靠技術變革,靠科技,靠創新發展。

要真正做到創新發展,至少有七個方面要轉變:

一是各級政府要轉變執政理念,要把民生放在重要位置。一個地方的父母官應該關心這個地方的就業水平、居民收入水平、上學和看病等情況,如果這些都關心好了,GDP自然就上去了,GDP的創造靠企業,不是靠書記、省長、市長。省長、市長要把關心民生的問題放在第一位。

二是要改變半管制、半市場的政府公司化管理模式。“政府公司化”是我提出來,因為我在人大時,到好多省區調研過,每一個省書記、省長都很熱情,但是我深深地感到各省的書記就是這個省的總裁,各省的省長就是這個省的總經理。對于微觀經濟,他們很清楚,管得很死,企業家沒有空間。我跟發改委同志開玩笑說:“你們以為自己很聰明,可以把一切管得很好,如果是這樣,那就是鄧小平思想有毛病。因為過去都是你們管的,后來發現你管不了,還是要搞市場經濟,所以他才提出這個問題。”

政府管理方式不轉變是不行的,就拿調整產業結構來講,我常常也跟他們開玩笑,我說你們調整產業結構就像北方水平不夠的家庭婦女揉面,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又加水,加來加去揉得不像樣。你的產業結構調整不就是這樣嗎?這種公司化管理模式必須轉變。

三是要適時放棄積極財政政策,量入為出,做到財政平衡。借債過日子只是為了克服暫時困難所采取的措施。治國和理家沒有兩樣,我常問哪個家庭過日子十多年都是借債過呢?沒有。

四是要擴大內需,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增加居民收入,特別是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不然只是空喊,百姓的收入一上去,內需就上去了。

五是要放棄土地財政,切實保住農民利益。我講城鎮化會涉及到這一問題。

六是要切實做好城鄉統籌。我講三中全會也會涉及到這個問題。

七是必須轉變認識,有理論突破,這是一個大膽的問題。在理論上要搞清楚究竟什么才是社會主義。我們一直把民營經濟看成是資本主義,所以民營經濟的發展一直受到制約,要大膽發展民營經濟。

小企業的發展對于國民經濟是十分重要的,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都是這樣。美國的小企業占企業總數的99.7%,就業人數占60%以上,每年新增就業2/3是小企業解決的,70%的創新發明是小企業實現的。里根曾稱小企業是美國經濟制度的心臟和靈魂。

中國現在的小企業也占企業總數99%以上,創造的最終產品和附加值占國內總產值的65%左右,提供了85%的城鎮就業崗位,上繳的稅收約占國家稅收總額的65%。此外,65%的發明專利,75%以上的企業技術創新,80%以上的新產品開發都是由小企業完成的。不發展小企業怎么行?社會怎么穩定?經濟怎樣增長?大部分人都靠它就業。

中國的發展模式總結起來有三個,兩個沒有推廣價值。第一個是廣東發展模式,靠的是特區政策和外資,別的省不可能有這個條件。第二種是西部大開發,包括老工業基地振興,靠的是國家財力的轉移,在那些地方安置國家大項目,這個也不可能去學。第三種是浙江模式,盡管現在有很大不足,但是它的發展過程和原因值得我們總結。

浙江的條件并不好,是“七山二水一分田”,山多,沒有礦產資源,浙江的技術水平從高校到研究機構,比許多省都弱。但是現在它發展到31個省的第4位,靠的是什么?是民營經濟。在地方國有企業改制方面,浙江比其他省早了五年,此后一心發展民營經濟。浙江的發展很均勻,縣域經濟非常發達,收入差距小,全國城鄉收入分配比是3.3:1,浙江是1.9:1。這充分說明要解決經濟發展,要就業充分,必須大力發展民營經濟。

發展民營經濟,首先要解決姓資姓社的問題,這次三中全會對這個問題總算基本解決了,提出了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都是社會主義經濟;其次要堅持市場經濟,營造平等的市場競爭環境;再次要促進小微企業發展,政府要減稅,小微企業才可能發展起來,民營企業才能發展起來。我深信這次三中全會會為民營經濟的發展開創比較廣闊的天地。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七個亮點和一個小遺憾

我認為這次三中全會至少有七個亮點,只有一個小遺憾。首先我來講七個亮點:

一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過去提的是基礎性作用,這不是簡單的字眼問題。當市場起基礎性作用時,如果政府進行干預,政府就起了決定性作用。而現在提出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發生了根本變化。資源配置實際上是生產要素的配置,生產要素市場最重要的是資金市場,資金市場過去完全受政府控制,如果在這個思路下,資金流轉會慢慢停滯。這是很值得重視的亮點。

二是劃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本來《決定》說得已經比較清楚,但是更清楚的是7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談的經濟形勢問題。他說要劃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政府工作的重點要轉變,要從過去沖在第一線招商引資、擴大投資轉向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這是根本性轉變。

有一個干部在江西掛職,后來他跟我講,江西招商引資的辦法就是JQK。什么意思?先想辦法把投資勾來,這是J;勾來之后就圈起來,圈起來就不好跑了,這是Q;然后就慢慢K它了。政府要轉變,要營造真正公平的競爭市場,而且要打破市場壁壘。市場壁壘很厲害,我作為一個湖南人,對湖北意見很大,我們湖南生產的香煙很受湖北百姓歡迎,幾乎占領了湖北的市場,但是湖北有幾個地方不讓賣湖南的煙,也不讓吸湖南的煙,這種保護就很落后。

這次《決定》有明確要求,宏觀調控只能用市場法則,比如房地產調控,一弄就是限購、限貸,這有什么道理?我有錢怎么不讓我購?我曾經跟有的領導說,如果我有錢,可以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買房,我在那邊沒有戶口,也沒有納過稅,當地為什么讓我買,在北京為什么就不讓我買?應該用經濟的辦法進行調控,所以劃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不容易。

三是首次提出了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在公有制經濟中,對央企、國企怎么改革的問題沒有說得很深入。

四是農村的土地制度有突破。肯定了兩點:第一,農民對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公開上市流轉,實際上就是承認了農民承包的土地農民可以自己處理,這與農民所有差不多;第二,保障農村宅基地用益物權。這樣,農民對土地擁有的權利和利益就發生了重大變化。

有人說中國現在沒有無產階級,城里人至少有一套房是自己的。我說不對,中國至少還有9億無產階級,那就是農民。農民有什么?沒有多少存款,宅基地也不能賣,要賣只能賣給村里人,自己勞作的土地、承包的土地也不是他的,農民沒有什么財產。這嚴重阻礙了城市化,嚴重影響了農民的利益和收入。因此,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上市和農戶宅基地用益物權可以做銀行擔保、抵押、轉讓,是一個大的突破。

五是金融改革,這是我們改革35年來一直沒有做過的決定。近幾年的金融改革是錯誤的,一味進行人民幣升值,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百姓意見很大,對于出口型企業影響很大。人民幣升值一個百分點,出口企業平均利潤空間就降兩個百分點。浙江主要是外銷型企業,因此就出現危機,除了美國、歐洲實行貿易保護,需求減少原因外,貨幣政策也是一個原因。

這種金融完全是受人控制的金融,沒有形成市場。《決定》提出在加強監管的前提下,允許具備條件的民間資本依法設立中小型銀行等金融機構,在監管的情況下,社會資金就會聚集。如果有了民營銀行,讓它們慢慢壯大,與四大國有銀行進行競爭,那我們就不怕壟斷,金融改革恐怕是今后幾年的重中之重。

六是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決定》提出兩點,一是放寬投資準入,以開放倒逼改革,以擴大競爭打破壟斷。必須有非國有企業進行投資,倒逼國有企業進行改革。二是加強上海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包括其它自由貿易區的建設,為改革探索新途徑、新經驗。不能小看上海自由貿易區,它的意義相當于35年前的深圳,深圳積累的經驗為今天全國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李克強在大連達沃斯會議上提出中國經濟進入了第二季,故事將更加精彩。是不是精彩,就看我們的試點經驗了。

七是確定了深化改革的決心,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這是非常有意義的,第一是確定改革。我在人大做經濟立法的時候就深有體會,哪個法與哪個部門有關,相關部門都是保護自己的利益,很難協調下來,特別是強勢部門,比如財政部、發改委,都把自己的利益扣得緊緊的,所以必須要有一個更高的機構進行頂層設計,推動改革。

在我的記憶中,中央的領導小組也就是文化革命的時有個文革領導小組,一切都可以由它設計下來,只是它搞錯了。今天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權力恐怕也不亞于當年的文革領導小組,所以它宣誓了改革的決心。改革有這個決心,相信會取得勝利。

但是也有個小遺憾,就是對于社會主義的解釋沒有進一步闡述。現在的社會主義從憲法到黨的決定,一個根本是公有制為主體,認為公有制就是社會主義。但是過去的十五年,央企和國有企業是跟著社會主義的目標,但達到了社會主義的要求嗎?

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有個定義,他說社會主義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在姓資姓社問題的改革過程中,有多次論戰。鄧小平有大智慧,他要把原來的定義否定掉,這是不容易的。鄧小平有一次處理得最好,就是在爭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他說:“莫爭論,發展是硬道理!”我不爭,現在要發展。

改革如果不進行理論的綜合,很難進行。所以在這一點上,我有七個感嘆、一個小遺憾,這是我學習的心得。

新興城市化不是集中于大城市而是發展小城鎮

最后我講講城市化的問題。現在對于城市化的理解很亂,城市化是今后經濟發展的最大潛力,這個判斷是對的。但這一問題提出來以后,各地聞風而動,大有新的土地財政和房地產熱的趨勢,這是很令人擔憂的。我講六個觀點。

第一,加快城市化是必要的。我國實際上的城市化率還不高。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有發展,城市化速度也比較快,按統計局統計的數字,到今年,我們的城市化率達到53%,但這不是實際的城市化率。人口普查還公布了一個數字,現在的城市流動人口是兩億六千三百萬,既然是流動人口,就說明他在城市里呆不下去,到處流動,沒有城市居民的待遇,上學、醫療保障都沒有,也沒有自己的住房。如果把這兩億六千三百萬減掉,城市化率不到30%,這怎么成為工業化國家?

鄧小平提出到2050年中國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大家認為韓國是中等發達,中國的臺灣省也是中等發達,它們的城市化率都在80%,農村人口占12.5%。中國現在還只有35%的城市化率,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率是95%,美國是97%,我們大量的還是農民。

第二,城市化的核心問題是發展產業,是做到人的城市化,以人為本。如果沒有產業,城市是形不成的,產業要提供大量的非農就業崗位,讓轉移出來的農民找到工作。要千方百計摘掉所謂農民工的帽子,農民工還是農民,不是城市人口。

第三,新興城市化方向必須重心向下,也就是說要發展新興經濟,發展小城鎮,像歐洲人一樣,縮小東西部和城鄉的差距。李克強同志今年考察湖北的時候,看望回去過年的農民工,大家說一肚子苦水,他說:“我們要盡量讓你們在家門口就業。”必須在家門口發展,不能老是發展北京、上海,到處說要造國際化大都市,哪有那么多國際化大都市?你看北京,修了六環,現在要修七環、八環,將來干脆把沈陽和石家莊都環進來,道路堵車嚴重,三天兩天的霧霾,PM2.5吸入了多少,這怎么行?所以不能這樣發展,必須要重心向下。

這個思想必須明確,這是發達國家已經走過的路。第一次技術革命形成了一個特大城市化特征,馬上他們認識到這樣發展不行,所以歐洲沒有幾個特大城市,主要是小城鎮。他們當時提出的城市化思想叫田園化城市,很美麗,很漂亮。

美國也走過這條路,到上個世紀50年代初,西部和東部發展成特大城市,人口、社會資源向中部引,讓美國的中部發展起來。日本把城市化和新農村建設相結合,日本的新農村建設搞了35年。

前些年,我去訪問日本,他們統計局的局長要我去看承辦冬奧會的地方。那個地方相當于我們的一個鄉,賓館比我們好,冬奧會的設施比我們哈爾濱的好。哈爾濱我也去過,我們是舉全省之力,甚至是全國之力,來辦這個冬奧會,而日本的主要資金就是這個鄉,國家也支持,這就是差距。日本農業現代化結果是農產品質量在世界上是數一數二,農民的收入比城市居民的收入高12.5%,這跟我們是反過來的。

第四,堅決反對造城運動。老城市化就是造城,搞房地產,到處都是鬼城。現在問題都突出來了,這是不行的。習近平7月25日講話談到,最近調查12個省,省會城市規劃了55個新城區,144個地級市規劃了200個新城區,161個縣級市規劃了67個新城區,規劃新城區的占地面積是老城區面積的一半以上,用地總面積上萬平方公里,所以說堅決反對造城運動。

第五,農業現代化是城市化的前提。如果不同時抓好農業現代化,吃飯的問題解決不了。進一步城市化,剩余勞動力也會越來越少,只有現代化的農業才能提供更多的剩余勞動力,走向城市。美國3%的人口養活了全國,靠的就是現代化的農業,所以一定要加強農業現代化,搞現代化農業。

我前年看了北大荒、佳木斯農場的情況,他們用現代化生產辦法生產水稻,據說我們城里70%的水稻是他們提供的。一畝水稻畝產2000斤,一個農戶承包120至140畝水田,開著小汽車到他承包的土地進行田間管理,育種、插秧、耕種都是專業化現代化。這些專業化的公司,也是民間的,不是國家的。我看了一個拖拉機收割耕作的家庭,他買了五臺美國大型機器,花了600多萬,我問他錢從哪里來?他說貸款,我問他還得了嗎?他說還得差不多了。所以,要相信百姓的智慧和民營經濟的力量,不要以為書記了不起。他們的路上有非常驕傲的口號:我們勞作在廣袤的大地上,生活在現代化的城市里。沒有現代化的農業,農民富不起來,多余的剩余勞動力轉移不出來,城市化解決不了,城鄉統籌發展也解決不了。

第七,現代化城市要消腫。消腫要用行政的辦法,要用經濟引導的辦法,把社會資源、就業人口向下引,尤其是社會資源,大城市占的太多了。北京這樣的城市不適合我們居住,但是我們不僅居住在這里,還有許多人要進來。為什么?社會資源太優越了,最好的大學、醫院、科學家、教授都在北京。有一些四五十歲的人,他們可以不到這來,但他們的兒女還要來,所以這些人也要擠進來,千方百計在北京買套房子。必須要把社會資源向下引,工資政策、稅收政策都要改變,現在的工資政策是很糟糕的。

我們要中西部都發展,只提一個口號,東部要更快發展,西部要大開發,中部要崛起。你光喊,喊不出來,要有辦法,重要的是引導生產要素,引導社會資源合理利用,大城市還要完善城市功能,也有工作做。

這是新型城市化和老城市的不同,這七條只是我的觀點。(編輯周東旭實習生胡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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