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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和法律史視角下的中國現代家庭

標簽 長江三角洲 
2014-01-21 15:25:04
來源:你我貸

【摘要】主要社會科學理論,以及中國當前的現代化主義意識形態認為,伴隨現代經濟發展,以家庭為主要單位的小農生產將被個體的產業工人所取代,其三代家庭也將會被核心家庭所取代。但中國經濟史的實際卻顯示,即便是在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已經達到世界第二位的今天,小農家庭農場,以及其三代家庭,仍然頑強持續。當前的中國法律體系在實踐層面上也同樣展示一個龐大的家庭主義而不是個人主義的非正規領域。同時,在非正規-家庭主義和正規-個人主義之間,還存有一個巨大的兩者拉鋸的中間領域。家庭單位的經濟行為所展示的是與一般經濟學的前提信念很不一樣的邏輯。它對待勞動力的態度既有別于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公司,又不同于個體的工人。它的勞動力組成結構也迥然不同,對待投資、子女教育和婚姻也很不一樣。中國的現代性在社會、經濟和法律層面上與現代西方存在的種種差異,意味著亟需建立另一種社會科學;同時,也為中國現代文化之不同于西方的主張提出社會經濟依據。

關鍵詞】副業、三代家庭、家庭主義法律、家庭生產單位、中國現代性

亞當?斯密(1723~1790)、卡爾?馬克思(1818-1883)和馬克斯?韋伯(1864-1920),這三位也許是現代西方影響最大的經濟和社會理論家都認為伴隨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的興起,以家庭為主要單位的小農生產將被個體的產業工人所取代。在中國,由于現代化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以及人們向西方發達國家趨同的期望,在社會科學領域中,這種觀念已經被視作一種給定前提。它被當作不言自明的、無需進一步澄清和檢驗的事實。人們廣泛認為小農經濟的家庭組織必然會被資本主義經濟產業工人所取代,其舊的三代擴大家庭也必定會被兩代核心家庭所取代。學界常用的“轉型”概念,即向某種給定(但極少明確)的終點演變,更強化了這種線性現代主義假定。

這個假定的影響是如此強大,以至于許多社會科學研究都把證實這樣的演變作為自己的目標和主題,有的甚至簡單地把現實等同于所假定的終點。即便是強調中國文化特殊性的研究者,也很少質疑這種現代主義社會科學。他們沒有問:如果中國社會和經濟真的完全向西方發達國家趨同,中國文明將如何保持其特殊性?結果是,中國現代化歷程與西方的不少關鍵差異多被忽視和掩蓋。

本文探索的主題是,從手工業生產到制造業的興起,再從工業化到最近幾十年的經濟全球化,中國家庭在現代化和發展歷程中與西方演變途徑的不同。我們將看到,即便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今天,其家庭生產單位以及三代家庭仍然在社會經濟和法律制度中保持著重要的位置,與西方經驗十分不同。而且,這不僅是社會經濟的、也是政治和文化的差別。

中國手工業生產、鄉村工業化和經濟全球化歷程中的小農家庭

西歐的早期工業化與中國的手工業生產

斯密很好地說明了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起源。在此前的農業中,不存在“分工”:一個農民要包辦其農場上各種各樣的工作。他說:“犁地者、耙地者、播種者、收割者基本上都是同一個人”(Smith1976[1776]:10),但在“制造產品”(manufactures)中,分工成為關鍵,也是勞動生產率大規模提高的原因。他給出的具體例子是編織針的制造:“一個人拉鐵絲,另一人把它弄直,第三人把它切斷、第四人削尖、第五人在其頭上開洞......”,這樣,“編織針的制造被劃分為總共約十八個不同環節”。如此,十個人可以一天生產4萬8千枚針,而一個人單獨工作,不享有來自分工的熟練技術,“絕對不可能一天生產20枚,甚至于連一枚都不能”。(同上:8)為了進一步說明分工的意義,斯密還給出了另一個例子,說明當時一個普通勞動者所穿的毛大衣的制造過程:“這是個許多不同的工作人的產品。從牧羊人、分類工、梳毛工、染毛工、梳毛機工、紡毛工、織毛工、漂洗工、裁縫......”(同上:15)。也就是說,制造產品生產的發展促使社會分工,使紡、織業和農業成為分別獨立的職業,由此而大規模提高生產率。沿著同樣的思路,韋伯指出:資本主義的一個基本特征是“個人化生產的興起”,使家庭“不再是一個兼生產[和消費]的單位”,而成為只是消費的單位。(Weber1978:375)[1]

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視角來說,更重要的是階級分化和私有財產。他們認為,在家庭之中,私有財產乃是農業家庭和資產階級家庭中性別分工和壓迫的起源,而這一切將會伴隨無產工人階級的興起和社會主義革命而消失(Engels1972[1888])。如此的分析對我們這里的問題的含義可以見于列寧(1956[1907])關于俄國社會形態的分析以及恰亞諾夫(1986[1927])對它的挑戰:辯論的焦點是列寧所謂的階級分化,強調資本主義性質的富農和無產農業雇工間的分化,而恰亞諾夫則提出“人口分化”(demographicdifferentiation)的概念,即小農基于家庭自然周期中勞動者對消費者比例的演變而造成的分化。列寧和馬克思與恩格斯,以及斯密和韋伯,都認為伴隨資本主義的興起,小農經濟將會完全消失,但恰亞諾夫則認為小農經濟將長期延續。恰亞諾夫的意見當然部分源自后發展俄國的實際,當時其農民所占比例要遠高于西方國家。我們只能想象,如果面對中國這樣人口極其密集、農民經濟更加龐大和頑強持續的國家,恰亞諾夫會怎么想。

斯密勾畫的制造業與農業之間的不同是其后學術界之所謂“原始工業”和“原始工業化”的興起。DavidLevine的研究是開創性研究之一。在他使用教會紀錄而“重建”(reconstitute)的四個英格蘭社區之中,塞普塞得村(Shepshed,在萊斯特郡Leicestershire)最貼切地說明了這種演變過程:此地針織業(frame-knitting)和緯編針織機的發展給予了當地青年農民在“鎮”上的“原始工廠”另謀生計的機會,借此脫離農村農業。因此,促使當地人結婚年齡的下降(無須等待繼承家庭的農場)。結果是生育率的顯著上升,進而導致1750年后該地人口的急劇上升。Levine把這個過程稱作“初生資本主義”(nascentcapitalism)。(Levine1977)

Franklin

Mendels(1972)和HansMedick(1976)是率先使用“原始工業”和“原始工業生產方式”概念的兩位學者。根據Medick的分析,在原始工業化過程中,核心家庭取代了原來男耕女織的擴大家庭。其后,研究者為原始工業變化所附帶的人口變化提供了更充分和廣泛的證據。Wrigley和Schofield證明,英格蘭在這個時期出現了較早和更普遍的結婚(也就是說,生育率和結婚率的上升)(WrigleyandSchofield1989[1981])。此外,JandeVries證實了“小城鎮”的快速擴展:1750到1800年間,歐洲5000~39000人的小城鎮人口增加了足足四倍,而40000人以上的城市人口才上升了0.2%。這種“新城鎮化”和此前基于大商業和行政城市(例如倫敦)的“城市化”很不一樣,也和后來基于大工業城市的城市化(例如利物浦Liverpool)有別。(deVries1981,1984)

中國則很不一樣。即便是在1350~1850年間的“棉花革命”(此前沒人穿棉布,此后幾乎人人都穿)中,在最發達的長江三角洲地區,手工業發展并沒有導致像西歐原始工業化那樣的現象,沒有斯密型的紡織和農業分離的分工,也沒有伴之而來的人口行為變化以及那樣程度的城鎮發展。其主要原因是中國的手工業仍然和農業緊密結合在一起,沒有分離開來成為獨立的城鎮制造生產。

中國的情況是,在沉重的人口/土地壓力下,大多數農場的規模都降低到家庭生計所需水平之下。在18世紀的長江三角洲,每戶農村家庭農場的平均耕地是7.5畝(1.25英畝),只相當于同時期英格蘭農場的平均規模(北部是100英畝,南部是150英畝)的1/100。這比當時一般生計所需的10畝地要低25%(黃宗智2010b:27;黃宗智2006[1992])。

那就意味必須從家庭手工業獲得部分生計――在長江三角洲主要是手工棉紡織。它所賦予的收益要低于農業,一般由家庭的輔助勞動力(成年男子的剩余時間、婦女、兒童和老人的勞動)來吸納,我因此稱之為“生產的家庭化”。在家庭手工業中占最大比例的紡紗――1畝地能生產約30斤皮棉,要用91天來紡為棉紗,23天來織成布匹,另需46天彈花與上漿等――只給農戶帶來農業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收益(黃宗智2010b:35;黃宗智2006[1992]:46,85)。結果是農業和手工業的緊密相互依賴,有如兩柄拐杖那樣同時支撐一個農家的生計。據估計(根據調研組多年的文獻和訪談研究),1860年江南有約90%的農戶同時從事這樣的農業+紡織生產,全國則約45%(徐新吾,載吳承明編1985,第1卷:282,表4-1,284,表4-2)。

正如當時的一份地方志(1752)關于(一般認為是比較“富裕”的)無錫縣的情況的描述所說:

鄉民食于田者,惟冬三月。......春月則闔戶紡織,以布易米而食,家無余粒也。......及秋稍有雨澤,則機杼聲又遍村落,抱布易米以食矣。故吾邑雖遇兇年,茍他處棉花成熟,則鄉民不致大困。(《錫金識小錄》1752,1:6~7;亦見黃宗智2006[1992]:88)

毋庸說,對三角洲來說蠶絲生產也十分重要。這方面,繅絲和(棉)紡紗一樣和農業緊密卷合。正如名儒顧炎武在1662年已經清晰地指出:

崇邑[嘉興府崇德縣]...

...田收僅足民間八個月之食。其余月類易米以供。公私仰洽,惟蠶是賴......冬間官賦起征,類多不敢買米以輸,恐日后米價騰踴耳。大約以米從當鋪中質銀,候蠶畢加息取贖。(顧炎武1662:84;亦見黃宗智2006[1992]:88)

顧炎武這里所說的“蠶”業不是指織好的絲綢而主要是農家繅好的絲線。這是因為,絲織機的投入和技術要求遠高于棉織,不是一般農家所能做到的。所以,絲織早就與農業分離,變成城鎮的手工業。而絲織的發展,加上棉布的染色、軋光等較高技術和投入的生產環節,對小城鎮的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雖然如此,還是遠遠不到歐洲的原始工業化那樣的程度。根據比較系統的計算,施堅雅(G.WilliamSkinner)估計“長江下游區域”1843年有7.4%的人居住于2000人以上的城鎮(1977:229)(后來修改為9.5%――Skinner1985:75,注43;亦見黃宗智2010b:45,注25)。這和AnthonyWrigley對英格蘭的權威性估計――1801年有27.5%的人口居住于5000人以上的城鎮――相去甚遠。(Wrigley1985:682,表2)

我們如果把18世紀的長江三角洲與華北相比,兩者主要的差異可以說是農業與手工業在長江三角洲要比華北更高度結合、其生產更高度家庭化。在長江三角洲,早在18世紀之前,兩者的結合已促使家庭農場排除依賴雇傭勞動力的經營式農場,這是因為出租土地的地主的純收益要高于雇工經營的經營式農場主。也就是說,使用家庭輔助勞動力的佃農家庭農場能夠支撐更高的地租和地價,并且可以借此排除經營式農場。其中道理可以見于17世紀的《沈氏農書》(《沈氏農書》1936[1640];cf.黃宗智1992:64-66)。如此的農業與手工業的緊密結合可以說是“內卷的”,因為它沒有像斯密型分工那樣帶來單位工日勞動生產率和收益的提高,而是帶來了其遞減,雖然家庭的整體生產有所擴大。[2]

這里,熟悉關于18世紀中國和英國生活水平相等或更高的論說的讀者可能會問:以上的分析不是受到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李中清(JamesLee)、王國斌(BinWong)和李伯重等的挑戰了嗎?應該說明,早在2002年,我已經撰長文論證他們在經驗研究層面上的基本錯誤(黃宗智2002)。今天,經過中外經濟史領域將近十年的論戰和研究,這個議題已經接近最終定論。首先是計量比較經濟史家麥迪森(AngusMaddison)關于中英人均收入的比較合理估計――中國1700年和1820年是600“國際元”,不列顛則是1700年1405元,1820年2121元――直接否定了彭慕蘭等的論點(Maddison2007;44,表2.1;2001:47,90,表2-22a;304,表C3-c;亦見黃宗智2010b:7-10)。在最新的研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首先是蘇成捷(MatthewSommer)對李中清、李伯重和王豐關于長江三角洲具備有效生育控制(墮胎)論點經驗依據的全面檢查。這是他們總體論點――中國人口壓力并不比英國嚴重――的重要部分,也是全組人賴以立論的根本依據。蘇成捷證明,他們的論說其實連一個真實的案例都沒有,并且,鑒于當代更完整的材料和數據,是極其不可能的。(蘇成捷2011;英文版見Sommer2010)其次是一組國際學者的最新研究,使用了多種新材料,證明18世紀中葉,倫敦(和牛津)一個普通工人的工資和生活水平要比北京(以及蘇州、上海和廣州)高出三到四倍(Allen,Bassino,Ma,Moll-MurataandvanZanden2011)。

當然,新興工廠生產的棉紗和棉布給農村生產帶來了一系列的變化,但它們并不足以改變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基本結構。一方面,在具有40比1的機紗工人勞動生產率的沖擊下,手工紡紗確實幾乎被完全消滅,從1840年的100基數下降到1936年的14指數(吳承明編1990:320,表乙-5),但手工織布卻頑強持續,1920年仍然達到全國棉布總產量的65.5%,1936年還占38.8%(如果把“改良土布”也算在內,則相當于43%――徐新吾,載吳承明編1990:325,表乙-9;亦見.319,表乙-4)。這是因為手工織機和機器織機的生產率相差較小,只是1對4的比例,不是紡紗那樣的1對40,也因為手工土布要比機織布耐用――兩套手工土布的衣服可供一位農民三年之用,而機織布則只能用兩年(徐新吾1992;亦見黃宗智2006[1992]:140)。這樣,家庭農場之同時依賴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基本邏輯一仍其舊而持續未變。

直到中國革命勝利和農村集體化之后的上世紀70年代,農業、手工業相結合作為農村的主要生產模式仍然持續了下來。這個基本事實可以見于當代中國用來描述手工業的“副業”這個范疇,它在手工業外還包含牲畜飼養、手工織(布、草)鞋、繩以及(自留地)種菜等。當時,農村生產是農業+副業這個概念是如此地深入和牢固,國家統計局甚至把農村大隊的集體工業都納入了副業范疇,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仍然如此。[3]今天回顧,我們可以把這個基本概念追溯到費孝通先生在上世紀30年代的研究,他當時便非常清晰地指出,農村生產必須從不僅是農業也同時是手工副業(在費調查的開弦弓村主要是水稻+蠶桑和繅絲――Fei1936)的視角來理解。后來的“鄉村工業化”概念正來自這個基本認識(詳見下)。

簡單總結,在西歐,原始工業化導致了手工業和農業的分離,進而促使青年人更早和更普遍地結婚,并離開農村的擴大家庭而在城鎮建立新型核心家庭戶;但在中國,手工業生產則依然和農業在一家一戶和村莊之中緊密結合。

從家庭結構的角度來理解,三代的“家庭戶”(即不僅是在財產方面合一的家庭,也是在居住方面合爨的戶),直到革命之后一直都是中國農村的普遍模式。正如上世紀30年代受訪農民所解釋那樣,絕大部分的獨子家庭都在結婚后仍然和其父母親一起組成三代家庭戶;這是因為在獨子的情況下,兒子贍養老人的慣習和法律是無可置疑的。只有在多子的家庭才會出現問題。(例見《中國農村慣行調查》(1952-1958),第4卷:189-190;第3卷:79,93;亦見黃宗智2007[2001]:26-27)傳統的由多個已婚兒子同居而組成的復合家庭理念,其實是個不符實際的設想,因為,正如受訪農民所說的那樣,已婚兄弟家庭之間很難避免矛盾和沖突。因此,復合家庭老早在革命之前便只占很低比例:例如,在18世紀的刑科題本案例中才7%;一個資料比較完整的革命前的浙江村莊中才5%;費孝通調查的開弦弓村中才3.3%(王躍生2006:130;亦見Cartier1995)。實際情況是一些經過變通的三代家庭組織。有的具備條件的家長們可以選擇一個兒子來和自己一起生活,有時在分家的安排中便予以特殊的照顧。另一種方式是,由兒子們輪流贍養,父母親輪流和不同兒子一起吃飯,有時同時由兒子們平分負擔耕種父母親的養老地(黃宗智2007[2001]:26~27;黃宗智2007[2003]:第8章)。結果是一個部分合爨的三代家庭戶,即便只是輪流合爨。

簡言之,在原始工業化的西歐,農業的三代家庭戶明確地向(由個體工人所組成的)核心戶轉型,但在中國的“棉花革命”中,原來的家庭組織模式仍然強韌地延續了下來。

中國的農村工業化與西歐的原始工業化和工業化

在表面看來,中國的鄉村工業化似乎和西歐的原始工業化基本相似,這是因為,正像費孝通(1984)用“小城鎮、大問題”標題形象化地突出的那樣,它帶來了小城鎮的快速增長。但它其實和西歐原始工業化很不一樣,因為它不僅是手工生產,也廣泛使用工業化時代的機械。同時,雖然如此,它仍然和西歐的經驗非常不同,因為在聯產承包責任制下,農村家庭再次成為基本的生產和經濟決策單位。在鄉鎮工廠工作的大多是農村的青年成員,大多仍然住在村里,并且在農忙時期和節日都會幫助家里下地干活。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他們仍然主要以(集體時代的)工分的形式領取工作報酬,與家庭其它工分合在一起計算。他們要到80年代后期方才直接從鄉鎮企業領取工資(我調查的華陽橋村從1985年開始――黃宗智2007[1992]:203),但即便如此,仍然沒有改變原來的家庭組織。

三代家庭仍然強韌持續,雖然多子家庭的情況比較復雜。首先,要再次明確,由兩個以上已婚兒子一起居住而組成的復合家庭,其實長期以來一直都只占很小比例,遠在革命前便如此。集體化之后,則更因為終止了耕地私有、弱化了家長的權力而使復合家庭幾乎完全絕跡(王躍生2006;曾毅、李偉、梁志武1992)。同時,由父母親從幾個兒子之中選一個來和他們同住的養老方法也減少了,原因也是父母親權力的下降。根據王躍生經過實地調查而“重建”的一個冀東地區的村莊(唐山市豐潤區B村)案例,在2008年調查的多子家庭男子中,年齡80歲以上的,也就是在1950年已經是20歲以上的,大多數(70%)都期望自己老年會和一個孩子一起生活,而69歲以下的,也就是在革命之后的1960年才達到20歲成年年齡的男子中,則只有少數(28%)抱有這樣的期望。實際上,80歲以上的男子中有38%這樣做了,而69歲以下的男子之中只有9%這樣做。(王躍生2011:表26、27)[4]同時,和兒子們輪流吃飯的辦法也明顯減少:80歲以上者中,有46%這樣做,而69歲以下的則只有17%(同上)。也就是說,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比較普遍的模式變成由父母親和兒子們分戶生活。

雖然如此,即便是在多子家庭中,親子關系仍然具有頑強的韌力。即便已經分開成立自己的核心戶,兒子們仍然必須負擔贍養老人的責任,由每個孩子為老人定期提供一定的糧食和/或金錢。當代法律無條件地如此規定(下面還要討論)。像這樣的家庭組織,我們也許可以用“多戶家庭”來描述,因為兒子們雖然已經分家分爨,但在財產上仍然和老人有千絲萬縷的關系。無論從法律還是習俗來說,他們都必須贍養老人,當然也同時具有繼承老人財產的權利。正是財產上的相互關聯說明為什么還要使用“家庭”這個詞來概括這樣的多戶組織。

當然,“多戶家庭”的增加證明家庭結構一定程度的“核心化”趨勢,正如王躍生所一再強調的那樣(王躍生2008,尤見96~97頁);雖然如此,我們必須同時認識到三代家庭的頑強延續,在獨子家庭中仍然幾乎是普遍現象(即便是城鎮中也占據多數)。這個事實可以清楚地見于以下的證據:1990年到2000年間,三代家庭在農村所占比例竟然從18%上升到25%(在城鎮則維持在17%)。這是王躍生和曾毅等根據1990年和2000年的人口普查所得出的發現(王躍生2006:120,表1;亦見曾毅、王政聯2004;曾毅、李偉、梁志武1992:表1,4)。[5]這個比例上升的緣由主要是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計劃生育政策和措施,它促使90年代中期以來的結婚青年中獨生兒子比例的上升,而我們上面已經看到,獨生子幾乎都會和父母親同住組成一個三代家庭戶,由此導致該比例的上升。[6]

三代家庭在1949年前所占比例的確切數據不容易獲得。王躍生搜集的數據(分別來自18世紀刑科題本、革命前的一個浙江村莊和一個湖北村莊)中低的是20%,高的是36%(王躍生2006:130~131)。看來,像王躍生重建的冀東村莊那樣,這個比例多半在集體化制度下有所減低,但具體什么幅度則不容易明確。[7]即便如此,在獨子家庭中,三代家庭組織之強韌持續是沒有疑問的事實。其實,早在1995年,法國學者MichelCartier已經根據1982年和1990年的人口普查材料有說服力地指出,三代家庭占中國家庭總數的足足25%(Cartier1995)。其2000年所占的比例是當年美國同比例的5.2倍(曾毅、王政聯2004:4)。

三代家庭在獨子家庭中頑強持續的根本道理是和農業與副業的緊密結合基本一致的。首先,是因為在土地不足的約束下,得自農業的收入不足以完全支撐家庭生計,所以必須借助副業收入。同時,勞動力過剩壓低了非農就業的工資,一般也不足以支撐家庭生計,所以形成了“半工半耕”的生計模式(黃宗智2010b:第4章)。如果“離土不離鄉”的就業收入超過農業,那么農業可以說已經成為一種家庭副業,但它仍然是必須的,即便不是簡單為了糊口,而是作為一種應付非農就業不確定性的保險。當然,在鄉村農民和其制造業人員都缺乏退休福利的現實下,這樣的兩柄拐杖更加必要。于是,非農就業和農業相互纏結,遠遠超過在西方國家那樣。在西歐,原始工業化明確促使三代家庭消失及被核心家庭所取代;在中國則沒有顯示同樣的變化;三代家庭仍然頑強存留。[8]

換言之,我們所認為是必然的、普適的、來自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現代化”模式,使我們錯誤地把注意力集中于家庭的“核心化”趨勢。其實,在全球的比較視野下,真正應該引起注意的是三代家庭的延續。當然,伴隨集體化和家長權力的衰落,核心戶所占比例確實有所增加,但這并沒有改變贍養父母的基本要求,亦即費孝通之所謂中國家庭組織的基本的“反饋模式”,與西方的“接力模式”十分不同(費孝通1983)。這些現象也充分反映于當前的法律制度(詳見下面法律部分)。

全球化下的中國

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全球資本大規模進入中國,農村勞動力以“離土又離鄉”形式大規模流入城市打工,2005年已經達到1.2億人(黃宗智2009:53-54),2009年則更是達到1.45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10)。這是就村莊附近“離土不離鄉”就業的龐大人數以上的數目(中國統計年鑒2009:表4-2;cf.黃宗智2010a:139,表1,2)。它帶來了一系列家庭結構的變化,包括核心戶數和比例的上升,因為大量青年作為夫婦進城打工或在城市組織新家庭。伴之而來是許多農村的“空巢家庭”,即成年子女外出打工之后由父母親獨自組成的戶;還有所謂“隔代家庭”,即由第二代青年父母親外出打工,把下一代的孩子留下讓爺爺奶奶來帶(即所謂“留守兒童”)。(王躍生2006)雖然如此,我們上面已經看到,舊的家庭組織仍然頑強延續,1990~2000年間三代家庭戶所占比例實際上還在上升。

全球化下的農業和工業

外出打工的青年一代仍然是他們父母親的房子、宅基地和承包地的繼承人。他們隨時可以回老家居住、種地。比較普遍的現象是,一旦打工攢夠了錢,他們便會回家蓋新房子。即便長期在外打工,大多數仍然會回老家“退休”或“養老”。作為二等公民在外打工的無限坎坷,雖然使他們之中不少人感到消沉,甚或憤世嫉俗,但那樣的經歷同時也會強化對老家的感情。無論如何,大部分農民工是抱著暫住人的心情而打工的;空巢家庭和隔代家庭多是暫時的安排。

對大多數的農民工家庭來說,“半工半耕”的邏輯仍然適用。留家耕種的婦女、老人和兒童一般在生活上會部分依賴外出打工家人的補貼,而在外的打工者則會依賴老家作為一種失業或“退休”之后的保障。也就是說,即便是在全球化的制造業和服務業所形成的大規模就業之下,農村家庭仍然頑強地作為一個經濟單位而存在。

三代家庭仍然是農村獨子家庭的普遍組織方式。我們已經看到,伴隨獨生子女生育政策之執行,三代家庭所占比例在1990~2000年間其實上升了。即便在城市,三代家庭也占到相對多數(17%),雖然是源自與農村不完全相同的原因(詳見下)。事實是,舊的親子關系,在城市中擴展為雙親與子女的關系,在中國社會中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9]

城鎮服務業中的家庭“個體戶”:

全球化和打工浪潮推動了另一個巨型變化,即為新增城鎮人口提供各種服務的大量農民個體戶的興起:諸如販賣服裝、食品、其他日用品的小攤小店;餐飲攤、館;各種新舊服務(木匠、五金工人、裁縫、理發、運輸、保姆、娛樂等);修理工(農具、自行車、鐘表、摩托車、汽車、電視和其它電器)等。這些服務多由農民工(和城市下崗工人)承擔。2008年,全國“城鎮”(即按照國家統計局定義,縣城關鎮以上的城鎮)共有3600萬這樣的個體戶,“鄉村”(即縣城關鎮以下的鎮、村)則另有2200萬(《中國統計年鑒2009》:表4-2;亦見黃宗智2010a:139,表1,3;另見黃宗智2009a)。北京、上海、沈陽等各大城市中都有數十萬家這樣的個體戶(北京例見曹洋2010;沈陽例見詹娜2008)。事實是,如此的“小資產階級”并沒有像馬克思和韋伯所預期那樣,伴隨資本主義的興起而快速減少;現今他們在中國就業人員總數中所占比例高達66%(包括農民),遠遠高于一般西方發達國家(美國約10~12%)(黃宗智2008;亦見黃宗智2010a)。

從這些臨時在城鎮打工的農民工,我們看到的是另一種家庭經濟邏輯。它是與農村的農業+工業相似而又不同的邏輯。過去的研究多集中于制造業和建筑業的農民工工人,相對忽視了服務業中的個體戶農民工。后者又常被納入人們以為是比較先進的現代“第三產業”統計范疇。其實,服務業中很大部分是舊式或半舊式的個體戶。家庭勞動單位是它們的一個重要組織方式。目前,我們還沒有看到關于它們的勞動力組成的精確統計,但無可懷疑的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都經常接觸到這樣的個體戶。譬如,在便利攤、店以及餐飲攤、店中,“夫妻老婆店”非常普遍,其家庭組織形式是核心戶(而不是三代家庭戶)。在勞動力使用方面,關鍵是由夫妻一起工作,也有還加上兒女的。

和家庭農場一樣,這些夫妻老婆店的經濟邏輯是廉價的家庭輔助勞動力。這樣的組織特別適合于技術要求較低、工作日較長而勞動投入要求參差不一的經營。這樣的經濟原則幾乎是舊農業+手工業家庭農場的延伸。當然,家庭人員不僅廉價,一般也要比外雇人員穩定可靠。結果是,在全球化之下,興起了一個龐大的城鎮家庭經濟,是與農村的半工半耕農戶經濟一起擴增起來的經濟體。

中國現代法律中的家庭

以上討論的現象當然也可見于法律制度,雖然有的要在正式條文層面之下的司法實踐中方可得見。

贍養和土地產權

最清晰的是法律條文關于贍養老人的規定,和西方的法律十分不同。1900年的德國民法典,雖然在其它方面毋庸說是國民黨1930年民法典的楷模,但在贍養父母親方面則是這樣規定的:“只有在沒有謀生能力的情況下,一個人才擁有被人贍養的權利”(第1602條)。而且,對贍養人來說,“贍養他人的義務,考慮到本人的其它義務,如果會因此危害到維持適合自己社會地位的生活,則不須贍養”。(第1603條)(TheGermanCivilCode1907[1900]);亦見黃宗智2010c:

725)也就是說,一個兒子唯有在(1)父母親沒有謀生能力和(2)自己本人仍然能夠維持習慣的生活水平,這兩個前提條件下,方才須要負贍養父母的責任。

對現代中國的立法者來說,這樣的規定是不能接受的,甚至是不可思議的。因此,國民黨民法典在上述沒有謀生能力的條文之后,立刻加上了“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于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中華民國民法》1932[1929-1930]:第1117條)至于上述第二條,則改為“因負擔撫養義務而不能維持自己生活者”,方才可以“免除其義務”。(同上:第1118條)這樣,把贍養父母親的義務改成基本無條件的義務。其精神和傳統中國法律是一致的。

人民共和國的立法者則進一步把贍養義務和繼承權利連接了起來。1985年的繼承法規定,贍養老人的子女可以多分財產,不贍養者少得(《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1985:第13條;亦見黃宗智2010:725)。這樣,立法者既確認了贍養義務,也提供了保證其實施的具體方法。如此的法律原則適用范圍當然超越農村而兼及城市。這樣,為基于雙親-子女緊密關系的三代家庭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其力度遠遠超過西方法律。(當然,近年來有許多關于個別子女忽視、甚至虐待老人的案例和報道,但是,全社會所展示對這種現象的深層反感,同時也說明舊贍養理念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土地產權法律也說明親子關系仍然緊密。農村宅基地是家庭的財產,由兒子繼承;法律雖然規定男女繼承權利平等,但在實際運作中,一般都由贍養父母的兒子繼承。至于承包地權,雖然有的村莊是按人分配的,實際上也是家庭財產。2008年,承包權已從原來的“30年不變”改作“長久不變”(《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08年10月12日),成為更加長期和穩定的財產權利。2002年的農村土地承包法早已規定,“承包人應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繼承法的規定繼承”。(《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2002:第31條)這樣,承包地和宅基地的繼承權基本同樣由繼承法支配。

如此的土地產權對暫留城市的農民工影響深遠。在外打工的農民工(以及其中的核心戶)仍然和家里的第一代保持緊密的關系,他們是家里土地產權的繼承人,也是家里老人的法定贍養人。這是他們每年春節回家的部分原因,也是他們攢錢之后回家蓋新房子的重要原因。這樣,土地產權強有力地把城市暫住的農民工和他們老家的擴大家庭聯合在一起,把第二代和第一代緊密聯結起來。在外的農民工,哪怕長年在外工作,仍然既是老家的擴大家庭的一部分,一定程度上也仍然是原來村莊社區的成員。

非正規經濟和司法實踐

在城鎮暫住打工的農民工組成了一個巨大的“非正規經濟”,之所以說是“非正規”,是因為它基本處于法律規范范圍之外。根據2006年的比較權威性的調查研究,他們一天平均工作11個小時,但只獲得城鎮居民60%的工資(福利差別不算)。(《中國農民工問題研究總報告》2006;亦見黃宗智2009a)。國家統計局最近發布的數據基本相同:89.4%的農民工每周工作時間超過法定的44小時,平均是58.4小時。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沒有正規的法律身份,缺乏法律的保護以及社會保障。2009年,具有養老保險的只占7.6%、醫療保險的占12.2%、失業保險的占3.9%(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10)。即便是那些進入了社會保障網絡的極少數,他們只享有遠低于城市居民正規職工的福利。這方面相對先進的重慶市區,正如市長黃奇帆所說明,規定一個企業須要為城鎮居民支付其工資的20%作為養老保險,但只須為農民工支付12%;醫療保險的差別則是年1400元對480元。這種分為兩個等級的制度也許最清楚地體現于兩等戶籍的死亡撫恤金的差別:城市居民是20萬到30萬元,農民工則只8萬到10萬元。(黃奇帆新聞發布會,2010.11.4)

這個二等“非正規經濟”在改革期間在全國爆發性地興起,其動力是快速增長的經濟和城鎮對工人和服務的需求。時至今日,這樣的非正規工作人員數已經達到城鎮總就業人員中的不止一半(如果把5000萬的下崗工人也計算在內,則等于60%)。此外,如果再加上同樣都是沒有(或者只有次一等的)正規職工所享有的法律保障和社會福利的鄉鎮企業就業人員(2008年1.5億),農業就業人員(2.7億)以及鄉村的私營企業就業人員(2800萬)和個體戶(2200萬),它們的總數相當于全國就業人員的84%(中國統計年鑒2009:表4-2;黃宗智2010a:147)。

這個事實當然是和當今許多社會科學研究對立的。我們上面已經看到,關于家庭結構的研究是怎樣突出了西方式“核心化”的主題,而沒有充分重視中國三代家庭的頑強持續。此外,社會學界的陸學藝等領軍人物一直特別強調,中國社會現今已經達到“橄欖型”的狀態,近乎美國的那種中產階級占大多數的社會結構(詳細討論見黃宗智2009a)。主流經濟學家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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