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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后十四次離京【7】

2014-01-21 15:25:04
來源:你我貸

十二對合作化問題再度調查

一、1955年4月前,中央關于農業合作化的方針政策

正當1955年1月毛澤東在做農村調查的時候,鄧子恢1月4日向周總理遞送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

報告說:去年十月間,中央批準全國各省辦60萬個合作社,下邊積極性很高,將計劃提到70多萬個。現在看來,辦好60萬個都不容易,原因是縣區干部幾乎12個月都在做統購統銷等工作,只有很短時間發展合作社。現在全國已辦起38萬個新社(老社尚有10萬),大部沒有立住腳。又趕上統購統銷,農民抵觸情緒很重,他們怕“歸公”,所以出現普遍不利于生產的現象。例如,不積極漚糞積肥,大批出賣牲畜,宰豬殺羊,有錢不買生產資料,搶購不急用的商品,甚至修墳買棺材等等。必須警惕小私有者對社會主義改造的動搖態度。報告提出:合作社運動轉向控制發展,著重鞏固。某些地方,完成計劃力所不及,主動減低。避免統購和合作兩種緊張碰在一起,引起更大不利于生產的現象。這個報告以《國務院第七辦公室工作簡報(第一號)》發出。①

針對中央一些部門不斷反映合作化和統購統銷的問題,而毛澤東在外地看到、聽到的與之不同。毛澤東開始并沒有采取否定態度,而是有些懷疑。為了多了解真實情況,1955年年初,毛澤東提出:從全國每個省和廣西自治區、每個專區選調一名軍隊干部;天津、上海、廣州、重慶、武漢五個大城市各選調一名軍隊干部,集中到中央警衛團一中隊。一中隊負責毛澤東的警衛任務,是毛澤東身邊的警衛部隊。毛澤東希望通過這些身邊警衛,接觸群眾,直接聽到各地的真實情況。

1月10日,鄧子恢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整頓和鞏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通知》發出。通知中說:對合作化運動,不能盲目叫好。合作化運動,轉入控制發展、著重鞏固階段。基本完成或超過原定計劃的,停止發展,轉向鞏固;離完成計劃尚遠的地方,在鞏固中發展;計劃過高,可以報請中央農村工作部批準,適當收縮;對準備不足、倉促鋪開的地方,允許社數和社員戶數合理減少。①

1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大力保護耕畜的緊急指示》。

2月2日,華南分局向中央并中央農村工作部報送了《關于目前農村緊張情況與措施的報告》。中央3月1日發出了批復。

2月初,毛澤東指示衛士李家驥以探家的名義回鄉搞調查研究,16日歸隊。毛澤東聽取了他的匯報。毛澤東對他的匯報給予了肯定并且表示,等有時間,再詳細聽他匯報。讓他先搞一個提綱,寫一個調查報告,不但要有具體內容,還要有分析,有本人意見。②

3月,中央農村工作部反映全國糧食購銷出現緊張局面。3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迅速布置糧食購銷工作安定農民生產情緒的緊急通知》和《國務院關于春耕生產的決議》。《緊急通知》一開始就說:“目前農村情況相當緊張,不少地方,農民大量殺豬宰牛,不熱心積肥,不積極準備春耕,生產情緒不高。”“它實質上是農民群眾,主要是中農群眾對黨和政府在農村中的若干措施表示不滿的一種警報。”原因之一就是“有些地區的互助合作運動搞得過粗過快”。③

這個《緊急通知》毛澤東簽發了,他找鄧子恢談話,告訴鄧子恢:五年實現農業合作化的步子太快,有許多農民入社,可以肯定不是自愿的。到1957年入社農戶發展到占農戶三分之一就可以了,不一定要50%。毛澤東認為糧食征購已經到了界限,征購任務是900億斤,多一斤都不行,合作化也要放慢。鄧子恢說,到今年秋后停下來。毛澤東說:干脆(現在)就停下來,到明年秋后再看,停止一年半。毛澤東還對譚震林說:到明年10月可停下來整頓一年。①

3月中旬,毛澤東聽鄧子恢、陳伯達、廖魯言、杜潤生匯報工作。毛澤東說:“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否則生產力會起來暴動,當前農民殺豬宰牛就是生產力起來暴動。”毛澤東說:“方針是三字經,叫一曰停、二曰縮、三曰發。”毛澤東與他們當場議定,浙江、河北兩省收縮一些,東北、華北一般停止發展,其他地區(主要是新區)適當發展一些。②

3月22日,中央農村工作部發出《關于鞏固現有合作社的通知》。

25日,中央農村工作部發電浙江,要求縮減農業合作社。這份電報寫成后,鄧子恢曾托陳伯達帶回呈請毛主席審閱。為此,浙江減少了1.5萬個合作社。③

二、4月初毛澤東南下視察

4月4日,中央召開了中共七屆五中全會。

5日晚,毛澤東在住處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周恩來匯報參加亞非會議的準備情況。

6日晚上,毛澤東在中南海瀛臺參觀了全國手工業合作總社革新成果展覽。

當晚12時,毛澤東登上專列,準備去南方再實地看看農村情況。隨行的有葉子龍、田家英、林克、徐濤、洪敏大夫、江青等。毛澤東擬經平漢線轉浙贛去杭州小住幾天,五一前回北京。因為工作原因,毛澤東沒有讓羅瑞卿、楊尚昆同行。

7日凌晨零時10分,專列離開北京,沿京廣線南下。

專列經過石家莊,毛澤東找衛士李家驥談話,詳細聽他匯報2月探親搞調查研究的情況。

毛澤東邊聽邊點頭。當匯報到農村中的新富裕中農時,毛澤東表示了極大的興趣,連說:“好,你具體說。”李家驥舉了他姑姑家的情況說:“她兒子今年當了干部,本來有糧食,卻把它埋起來,在外邊則放風說沒有糧。”毛澤東插話:“這是我讓你調查的重點。你們(指毛澤東身邊的衛士)如果把你們親屬的情況都了解了,就能掌握不少情況,就能對我們制定政策起很大作用。”

毛澤東問:“農村有多少這樣的人家?”

“富裕中農,有一半以上是這種情況。”李家驥問答。

毛澤東問:“那一般農民呢?”

“一般農民中有一部分維持有余,有一部分缺少農具,還有一部分缺糧。”李家驥說。

“缺糧的能占多少?”

“在我走的這幾個村中情況不一樣,有的比例大,有的比例小。如有個村占比例大的是因為他們這里山坡地多,條件不好。”李家驥答。

毛澤東說:“對嘛,好壞不一樣。這樣分析對。”

這次毛澤東聽匯報,連討論用了一個多小時。匯報結束時,毛澤東滿意地說:“總的看還可以,你基本完成了任務。回去后在這基礎上(因李家驥只寫了個匯報大綱)再加工一下。”

毛澤東后來對李家驥說:“現在你學會做事了,這次比上次搞得還好。這是個進步,我很高興。你告訴大家,都要抓緊時間學習,學會搞調查研究,學會寫調查報告,這是做好工作的基礎和基本功。如果能學會這些我就放心了。”①

8日,專列到武漢,毛澤東住惠濟路16號招待所。

毛澤東在武漢接見了湖北省、武漢市部分領導干部李爾重、王海山、劉惠農、張體學等。

劉惠農回憶:這年春天,毛澤東來到武漢,我和張體學、李爾重立即前往拜望。那天,主席興致勃勃,和我們談了一會話后,就約我們同去院子里散步,葉子龍提著照相機為我們拍了幾張照片。

翌日下午,劉惠農去看望毛澤東。毛澤東握著劉惠農的手說:“你好嘛,交通部長不當了,當起市長來了,有什么打算啊?”

劉惠農說:“以前我雖然在武漢,但搞的是中南和長江的交通運輸工作,對武漢的情況不很熟悉。武漢市的情況很復雜,工作面寬,工、農、商、學、兵,各行各業都有,我沒有經驗,需要學習,邊工作邊摸索城市工作的經驗。”

毛澤東點頭道:“你過去在交通部門工作時,搞了一個民生輪船公司的公私合營,搞得很好嘛!現在做城市工作,也要做好!”

劉惠農說:“主席,關于武漢的城市建設規劃,省委、市委多次研究過,現在我將主要內容向你匯報。”

毛澤東笑著說:“好,好。”

劉惠農知道毛澤東不喜歡長篇大論,也不喜歡照稿讀。因此劉惠農簡單扼要地講了些。劉惠農首先匯報了武漢市的經濟恢復和經濟發展的狀況。著重說明,經過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已為把武漢市由一個消費城市變為工業城市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劉惠農說:為建設好武漢,必須辦好以下幾件事:第一,大力發展工業。以國家在武漢地區重點建設的骨干企業為主體,帶動其他中小企業。第二,大力發展交通運輸。盡快修通漢水公路橋和武漢長江大橋,使武漢三鎮連成一片,京漢、粵漢鐵路連成一線。第三,積極改造舊城區,有計劃、有步驟地建設新城區。

武漢市民住茅棚、板棚的有相當比例,而且吃水用水困難,全市僅有兩個小水廠,市區內僅一半人能用上自來水。整個漢陽地區沒有自來水。解放后,政府建造新住宅區、搶修危房,逐步改善人民群眾住房條件,還要盡快解決武漢市民飲用自來水問題。

毛澤東聽到這里,說:“自來水的問題一定要解決好。城市與農村不同,居民、工業都要用自來水,希望武漢人民都能很快喝上自來水。”

劉惠農繼續說:第四,城市不光要建設,還要美化,應把綠化工作做好。

第五,城市要把大學、中等專科學校辦好。實行普及教育,根據我國的現狀,教育工作一是辦好普通教育,二是辦好業余教育。

毛澤東對這條很感興趣,說:這條很重要,城市發展教育比農村有更多的有利條件。如學校比較集中,知識分子多。武漢市高等院校就有十多所嘛,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武漢市還應該多辦一些大學,培養更多的知識分子,不僅要安排到國家事業、企業單位,還要輸送一部分到農村去,改變我國農村的落后面貌。業余職工學校應該大力提倡,我們許多干部、工人政治覺悟很高,但文化程度低,科學與經濟日益發展,沒有文化就跟不上形勢需要。他們中一部分年紀較輕的可以送到大、中專學校深造,但大部分脫產學習也不可能,辦業余小學、中學、大學是一個好辦法。他們可以到這些學校里學習,摘掉文盲帽子、提高文化水平,更好地為國家的建設服務。

匯報結束后,毛澤東說:劉惠農同志,社會主義建設對我們來講都是新課題,我們都需要學習,必須以極大的努力去學習國家管理、國家建設;要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只有把國家建設好,人民才會擁護我們,人民政權才能鞏固。武漢是一個大城市,一定要建設好,管理好。①

4月10日晚上,毛澤東到杭州,住劉莊。

4月11日,杜潤生、袁成隆從杭州給中央農村工作部、中央二辦發出《關于浙江省農村情況的報告》。報告稱:浙江省農村緊張狀態確未平息,若干地區正趨向于高度緊張。由于過去工作基礎好,工作有成績,迄今尚未發生嚴重事故,但估計生產受影響是難免的了。

糧食方面,產量打高了,不少地方購過頭,統銷面過大(多者達百分之八十)和中農、貧農關系都很緊張。合作社發展過多,從去春2000多社,千分之六發展到目前50000多社,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參加農戶達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有29個縣),其中有一部分是好的,但因政策準備不夠,問題很多,經濟政策上很混亂;有一部分辦不下去,辦下去也辦不好的。

由于糧食、合作兩緊張,領導力量顧此失彼,拖得全盤工作有些被動。加上去年貫徹階級政策不完整,主要的偏差是對團結中農有所忽視,這就加重了黨和中農之間貧中農之間關系的緊張,不少的合作社,向政府要錢要糧,“中農不投資,貧農要預支”,坐吃山空。舊的生產關系改變了,新的生產秩序無法確立,拖下去,將會既脫離中農又脫離貧農,有使我黨陷于孤立的危險,工作中陷于被動還是小事。一年之計在于春,必須趕快下馬。省委已有預見,過去已有一些措施,并正在進一步采取措施。下糧食之馬,省內要決心做好合理銷售,但恐需要中央予以支持,現在豬、羊減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賣家具,吃種糧,要飯,賣子女,請愿,老弱者躺在床上餓死等現象已續有發生,呈不穩之象,銷售計劃恐不易保證。下合作之馬,這是省內可以自行解決的。除全面端正自愿,互利政策外,這需要實行一個全力鞏固,堅決收縮的方針。即丟掉虛假成績,集中力量鞏固真實成績,以免全面勉強維持,把力量分得四散,什么也辦不好,使緊張局面拖延下去。①

4月11日下午,毛澤東爬北高峰。

當天深夜,羅瑞卿從北京打來緊急電話,向他報告“克什米爾公主”號失事的消息。從最近獲得的情報分析,是國民黨特務機關蓄謀破壞所致,并報告周恩來、陳毅率代表團將于兩天后從昆明啟程飛仰光。毛澤東指示在京的領導人召開緊急會議。毛澤東得知飛機墜毀后,焦慮不安。他說:恩來還在昆明嘛,臺北的電臺就迫不及待報道他葬身海底了。真是司馬昭之心,自我暴露而路人皆知。敵人越是要阻撓和破壞,我們越是要去開好這個會。當天,毛澤東吃了安眠藥也沒有睡著。他取消了所有活動,專候代表團出發的消息。①

4月13日,中央農村工作部發出《關于曹縣合作化運動情況的通報》。

13日夜里,北京打電話告訴周恩來,毛澤東在杭州取消了所有的活動安排,焦慮不安地專候代表團出發的消息。

毛澤東與劉少奇通了電話,談總理去亞非會議事。第二天下午,劉少奇主持開會,討論總理出席會議事。

14日早晨,周恩來一行從昆明出發,開始了亞非會議的行程。

當日下午,毛澤東在劉莊與衛生部副部長朱璉談話。朱璉是13日午夜匆匆從北京抵達杭州,被安排在離毛澤東下榻處劉莊不遠的一所招待所。

第二天下午,有關負責人就來通知她去見主席。在一小段等候的時間里,朱璉聽了毛澤東關于針灸工作的一段指示的傳達。

毛澤東說:針灸是中醫里面的精華之精華,要好好地推廣、研究,它將來發展前途很廣。有些同志堅持努力,是有成績的,也證實了中醫政策的提出是正確的。中國醫學的經驗是很豐富的。它有幾千年的歷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這項工作是難做的,首先是衛生部行政領導上不支持,去年7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還沒有具體行動。我是支持的。我可以當衛生部長,也可以把這項工作做起來。不要以為我不懂醫就不能做。這不是懂不懂醫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

毛澤東在跟朱璉談話的時候,說起了她的《新針灸學》。這本書是在3月23日送呈主席的。毛澤東不但全看了,而且頗為贊同其中說到的針灸與現代醫學理論發展的關系。毛澤東對朱璉說:“巴甫洛夫的高級神經活動學說的理論,對針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釋的鑰匙。反過來針灸又能夠給它提供豐富的實際材料。如進一步研究,一定可以發揮更大的效果,豐富與充實現代的醫學。研究針灸,對醫學理論的改革將發生極大的作用。是嗎?”他征詢朱璉的看法,朱璉肯定地回答說是的。毛澤東也頻頻點頭:“很好。醫學理論的確要改革。”①

15日晚上,朱璉被請去和主席一道吃晚飯。那天,一起用餐的人坐滿了一張大圓桌,其中有江青、葉子龍、林克、田家英,徐濤和洪敏大夫,還有浙江省公安廳廳長、中南海保健處處長周毅勝等。浙江省委書記江華也在座,但因為他已經吃過晚飯,毛澤東便幽默地要他坐在一邊“觀餐”。毛澤東的風趣,逗得大家都笑了。說說笑笑之中,毛澤東也很快了解各個同志的籍貫、姓名及職務。

開飯了,菜有幾盤,卻不奢侈。大家都舉起面前的酒杯。毛澤東也站起來,舉杯說:“今天――”他沉吟著,“該說些什么祝酒辭呢?”

葉子龍接過話說:今天祝各界大團結萬歲。毛澤東說:“不是。今天――是祝針灸萬歲!”他環顧幾個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口酒,接著說:“你們不要以為針灸是土東西,針灸不是土東西,針灸是科學的,將來世界各國都要用它。”

他做手勢讓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放下了酒杯,說:“中醫的經驗,需要有西醫參加整理,單靠中醫本身是很難整理的。”

衛士送上一盤油烤饅頭片,毛澤東指著推薦道:“土面包比洋面包好,大家都嘗嘗。”隨手夾了兩片送給朱璉和洪敏大夫。

大家圍坐一桌,談話喝酒吃飯,都很隨意,氣氛十分融洽。有時一個話題,東一句西一句能扯好久。說到鍛煉問題,毛澤東自有他的見解,他說:“我是沒有出門休養過的。去年出來,醫生為我定下一個計劃,規定我第一天散步10分鐘,第二天散步15分鐘,第三天散步20分鐘,以后每天散步定為25分鐘。我突破了醫生的這個計劃,第一天就走了三個多鐘點,還上了山。身體是要鍛煉的,還要看具體人的適應程度,不能作一般的硬性規定。”

他夾起一片豬肝,頗有些得意地放進嘴里:“醫生不叫我吃動物內臟,說是增加什么膽固醇,我已經上了整整兩年當了。今天開戒。”

他津津有味地嚼完,又夾起一片:“他們不叫林老(指林伯渠)喝雞湯,說是外國出版的雜志上講到雞湯增加膽固醇。經過一段時間,又同意林老喝雞湯了。其所以同意,也是因為看到外國雜志上說雞湯不增加膽固醇。殊不知外國人是沒有多少蔬菜吃的呀。中國醫學上有的還把動物內臟用來治療人的內臟病,常常用之有效。”毛澤東最討厭的是人云亦云,被人牽著鼻子走。

吃完飯,沒有馬上散去。毛澤東不走,大家都不便起身。他悠然地點燃一支煙,深深地吸了一口。

邊上有人說吸煙對身體有害。毛澤東笑了,并不把煙掐滅,只說:“吸紙煙,有了習慣,一下子戒不了,也不必太勉強,倒是應該吸少些,每天不要吸得太多,10支至15支就差不多了。中國的農民,從十來歲就會吸煙,工具是用木頭自制的煙嘴,把煙葉裝進去吸。從來就沒聽到過農民因吸煙吸死的。”

晚上近10點鐘了,大家知道毛澤東晚間還要辦公,請他先去休息一會兒。請了幾次,他才動身。①

16日下午,毛澤東到西湖散步兩個多小時,游覽了“花港觀魚”、“蘇堤春曉”等西湖景點。

17日,毛澤東離開杭州到上海。

18日,柯慶施向毛澤東反映,說他經過調查,縣、區、鄉三級干部中,有30%的人反映了農民要“自由”的情緒,不愿搞社會主義。他認為,這種情況,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機關也有。①

19日,專列途經濟南,毛澤東派身邊警衛戰士趙桂來等幾名山東籍衛士回家搞調查。調查的主要內容是關于農業合作化及農民在生產生活上的一些問題。

晚上,毛澤東回到北京。

三、4月南下視察后,毛澤東改變了對合作化形勢的看法

19日,鄧子恢向劉少奇匯報第三次農村工作會議準備情況。

20日,劉少奇召集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合作化問題,會議定下今后的總方針是:停止發展,全力鞏固。

(一)現在全面停止發展,秋后看情況再定。個別縣、區、鄉未辦又有條件的,可個別試辦。一區三五個,準備經驗為以后發展打下基礎。停止發展,是為了把現有社鞏固下來穩定成績。歷來工作都是鞏固一批發展一批,從鞏固中求發展,西南、中南幾個省,糧食任務不大,還可發展一下,但不要發展太快。

(二)要鞏固幾十萬社,首先要搞好生產,幫助社解決牲口、飼料不足的問題,調整干部,保證社的增產,至少不減產,這是鞏固社的基本關鍵。

(三)適當收縮,指發展過大的而言,如河北、山東、安徽、浙江、河南等,某些縣份發展過大的也要適當收縮。

停下手來就可以鞏固,否則可以鞏固的也難以鞏固。②

20日晚上,鄧子恢向毛澤東匯報農村工作會議的準備情況。毛澤東問了問鄧子恢出訪匈牙利的情況,對會議準備情況的匯報未置可否。③

21日,鄧子恢在全國第三次農村工作會議上作報告。

他說:我昨晚向主席匯報,分析形成緊張形勢的因素有三:

(一)最為突出的,是糧食統購統銷;

(二)城鄉對私商改造太快太猛,因此造成城鄉間“大通小塞”現象,要影響到近幾個月財政稅收,要影響城市的一些人們失業;農村中則也有一部分農民,特別是貧農,減少副業收入;

(三)更根本的因素是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其中主要是生產合作)出了毛病。①

5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觀禮時對譚震林說:合作化還可以搞快點。他說,農民生產消極,那只是少部分的。前一段出去,看到沿途的莊稼都長得很好,農民種田的積極性很高。麥子長得半人高,誰說生產消極?農民辦合作社的積極性很高,但給合作社說好話的人不多。所謂缺糧,大部分是虛假的,是地主、富農以及富裕中農的叫囂。柯慶施說下邊有三分之一的干部對待合作化存在右傾消極情緒,這和上邊有關部門領導不無關系。毛澤東認為,三四月份農村工作部的反映是發謠風。②

5日晚,毛澤東在頤年堂和鄧子恢談話。毛澤東發出警告,“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種錯誤,否則又要做檢討。”③

7日11時,周總理和陳毅開完亞非會議回京。晚上6時,毛澤東約周恩來、陳毅和全體政治局同志吃飯,隨便談了一下亞非會議的情況,決定在最近即向人大常委作一次報告。飯后繼續談,到10時散。毛澤東就當前農村情況和鎮壓反革命問題發表了一些意見,并準備在月內約集黨外人士談談。主席有意將人大代表組織下去看看,并發動他們提意見,為7月的第二次大會做準備。總理對警衛工作太嚴,限制了自由,提出了一些意見。④

9日晚,毛澤東又約見鄧子恢、廖魯言、李先念、陳國棟(糧食部副部長),周總理也在座。

毛澤東說:“糧食,原定征購九百億斤,可考慮壓到八百七十億斤。這樣可以緩和一下。這也是一個讓步。糧食征購數字減少一點,換來個社會主義,增加農業生產,為農業合作化打下基礎。”

他問鄧子恢:“到一九五七年化個百分之四十,可不可以?”

鄧子恢仍堅持三月間毛澤東同他商定的數字,說:“上次說三分之一,還是三分之一左右為好。”

毛澤東也不勉強,說:“三分之一也可以。”但他又說,“農村對社會主義改造是有矛盾的。農民是要‘自由’的,我們要社會主義。”“在縣區鄉干部中,有一批是反映農民這種情緒的。據柯慶施說,有百分之三十。不僅縣區鄉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機關干部中也有。”他還說:“說農民生產情緒消極,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路看見,麥子長得半人深,生產消極嗎?”

毛澤東的談話,流露出對中央農村工作部自1955年初以來工作的不滿。①

10日17時30分,毛澤東約十個黨外人士談話。

14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前院接見中央警衛團一中隊干部戰士。

毛澤東說:“我要和同志們見見面,講講話。”“你們都是做警衛工作的,光站哨,工作很單純,如吃菜一樣,不能光吃青菜,還要吃點辣椒。我現在給你們增加一項工作,不知你們同意不同意。”

大家齊聲回答:“同意!”

毛澤東說:“今后你們就是三項工作:一項是警衛工作;一項是學習,學文化;加一項調查工作。一方面回去看家,一方面搞調查,以看家為名做調查工作。你們為中央做點事,我通過你們和群眾接觸,你們要把群眾的意見和要求真實地反映上來。”

毛澤東說:“你們對人要尊重,要尊重父母、尊重老百姓、尊重區鄉干部。不要擺架子,我的學問不高,我向你們擺架子,你們不會高興,團長向你們擺架子你們也不會高興。所以不要向群眾擺架子。謙虛就可以調查出東西。”

毛澤東接著講了調查的內容:“要調查生產的糧食、特產、花生、芝麻、煙葉,農民生活怎么樣,糧食夠不夠吃,征購的情況,多了,數也數不完。還要了解干群關系好不好,農村干部民不民主,有沒有強迫命令,打不打人。你們要盡量參加生產勞動,同群眾打成一片。”

毛澤東談到對當時農村一些情況的不同看法,他說:“現在有不少人說沒有糧食吃,有一個是真的兩個是假的。糧食部有五個干部說,老婆都騙丈夫,存著兩千斤糧食說沒有糧食。趙虎城他姐夫向他訴苦說沒有糧食,趙在她家里住了兩天后發現他有糧食。趙問他為什么哭窮呢?第一,叫了就是窮;第二,明年可以少賣糧;第三,人家都叫,一個不叫也不好。不要相信那些都叫的是餓著肚子的,頂多是百分之十是真叫沒糧食。你們回家時,發現家里有糧食不要罵,心里知道就行了。要向農民宣傳黨的政策。”

毛澤東說:“過去我們征了過頭糧,今后不要征過頭糧,允許農民完成征購任務自己存糧食,變非法為合法。”

毛澤東談到在當時農村反映強烈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講了統購統銷的五條好處:“第一,對農民有利,保證他們有糧食吃;第二,對災民有利,不會餓死人。去年水災有五千萬災民,重災六分之一,其中四千萬沒飯吃,不統購統銷的話,就要餓死百十萬災民。老百姓講是百年沒有的洪水,五千年沒有的好政府,我看是五萬年也沒有的好政府;第三,對經濟作物區有利,種棉花、甘蔗、煙葉的可以買到糧食;第四,對城市人民有利,我國有八千萬城市人口,產業工人手工業者、政府工作人員和軍隊,可以統一由國家供應,保證工業化的實現;第五,還可以出口換機器,拿些豆子出去,沒有統購出口就少一些,統購了就可以多出一些,不能出得太多了,我們是一個缺糧的國家。”

毛澤東說:“中國有一個好處,就是人多,有六億,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有這么多人。三國劉備破曹操用火攻,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你們看過三國沒有?”

大家一齊回答:“看過!”

毛澤東說:“三國我們可以看,現在我們就是缺東風。什么是東風呢?就是缺工業,缺現代工業,有工業才有汽車、拖拉機、火車頭、飛機、坦克、重機器、輕機器、細機器。”

毛澤東說:“你們團結好不好啊,團結起來,勤奮學習,調查,把工作做好。為人民服務,你們為人民服務,我也為人民服務。”①

16日,毛澤東在中央秘書長鄧小平送審的、中央關于人民代表到各地視察工作的通知稿上作了批示:

尚昆用電話〔問〕周、陳、彭真有無意見,如無,立即發出。

退尚昆于十七日發出,并立即印發給來京的各省市代表。②

通知中說: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將于1955年7月初召開。在開會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全體代表,將分赴各地或就近在城市和鄉村視察。這次視察的重點,在城市主要是糧食和建設等方面的問題,特別是浪費問題;在鄉村主要是糧食統購統銷、社會治安、農業生產和互助合作等問題。

在即將召開的15個省、市委書記會議的前一天,毛澤東將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常委、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彭一湖1955年4月24日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黃炎培轉給國務院的一封信,印發會議代表。毛澤東批示:

即送楊尚昆同志:請將彭一湖的信立即印發給明天(十七)到頤年堂的會的各同志。

各省市同志可能于十七日夜車或十八日早車回去。

小平修改的中央的那個通知(全國代表下去考察問題),亦請于明日印發給各同志。

彭真發給常務委員及常委一些工作人員及政協在京常委委員。③

彭一湖在信中反映了他的家鄉所在的湖南省東部地區農村中的一些情況:

一、留糧點過低。1954年辦統購的時候,由于給農民留下的糧食數量過少,使農民吃不飽,體力不足,生產情緒低,影響了生產,農民無力養豬,副業也受到打擊。

二、定產量的問題。1952年查四定產的時候,由于對平地水田的產量定得過高,加之一九五四年雨水過多,實際產量降低,使規定產量與實際產量之間出現空額。統購時由于對這一點估計不足,使農民留糧進一步減少。

三、區鄉干部作風問題。一些區鄉干部遇事不深入群眾了解實際情況,不接受群眾的正確意見和要求,為了完成任務,往往用強迫命令的方式去執行,引起群眾的反感。①

5月16日,應召來參加毛澤東召集的有關省、市委書記會議的同志大部分到達北京。毛澤東找他們談話,為明天的會做準備。

17日凌晨,毛澤東召集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談關于胡風問題。

上午8時,毛澤東叫通知下午1時開會。

下午1時,主席,書記處,中央各副秘書長,鄧子恢、廖魯言、陳毅、李先念等及華東、中南各省,京津滬漢市委共30多人,在中南海頤年堂開會(即所謂15省、市、自治區書記會議),討論農業合作化運動。

毛澤東首先談了四個問題:

1.糧食緊張情況的分析和糧食工作問題。

2.反革命活動與鎮壓反革命問題。

3.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停、縮、發的問題。

4.民主人士(人大代表)下去考察問題。

各省、市都就此四個問題發表了意見,同意主席提出的方針。

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毛澤東的精神還是要發展(當然要鞏固),而不是大大的收縮。

晚上10點散會。毛澤東和中央各同志意見,會議前后共三天,短促,重要,今后應經常召開。②

會上,省市委書記們匯報了各省市農業生產合作社當前情況和發展計劃。毛澤東提議,江蘇要和浙江比賽,湖南、湖北、廣東、廣西都要放手發展。于是,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江蘇等省的書記,在會上重新報上1956年春耕前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計劃。有些省委書記在發言中對中央農村工作部發了些怨氣,埋怨中央農村工作部壓抑了下面的辦社積極性。

毛澤東在會上著重談了農業合作化問題。他說:“合作社問題,也是亂子不少,大體是好的。不強調大體好,那就會犯錯誤。在合作化的問題上,有種消極情緒,我看必須改變。再不改變,就會犯大錯誤。對于合作化,一曰停,二曰縮,三曰發。縮有全縮,有半縮,有多縮,有少縮。社員一定要退社,那有什么辦法。縮必須按實際情況。片面地縮,勢必損傷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后解放區就是要發,不是停,不是縮,基本是發;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發。華北、東北等老解放區里面,也有要發的。譬如山東百分之三十的村子沒有社,那里就不是停,不是縮。那里社都沒有,停什么?那里就是發。該停者停,該縮者縮,該發者發。”

山東和浙江,本來被列為重點整頓的省份。這一次把山東作為應當發展的地區。浙江,屬于后解放地區,按照“后解放區就是要發”的意見,也成為應當發展的地區。

毛澤東特別強調,在農業合作化中必須實行自愿互利原則。他說:“發展合作社的原則是自愿互利。牲口(連地主富農的在內)入社,都要合理作價,貧農不要在這方面占便宜。在土地、農具、牲口上,貧農都不要揩油。互利就能換得自愿,不互利就沒有自愿。互利不損害中農,取得中農自愿入社,這首先有利于貧農,當然也有利于中農。所以必須堅持這個原則。半妥協,半讓步,不能解釋成為損害中農的經濟利益。有人說,‘讓中農吃點虧’這句話是我講的,我不記得講了沒有,但是馬恩列斯從來沒有這樣說過。對于貧農,國家要加點貸款,讓他們腰桿硬起來。在合作社里面,中農有牲口、農具,貧農有了錢也就說得起話了。合作社章程要快點搞,要做到完全不損害中農利益。這樣,合作社就可以迅速發展起來。”

毛澤東在談到糧食統購統銷問題時說:“在糧食問題上,黨內黨外有一種潮流,就是說大事不好。這不對。照我說,大事好,就是有些亂子。總之,第一個五年計劃及其以后若干年,糧食的生產和購銷是大事。”“糧食問題根本上要從生產解決。”“征購,原定九百億斤,已經減了九億斤,可再減十一億斤,留下八百八十億斤。如果再減,也可減到八百七十億斤。這不能再減了。征購減下來,三年不變。以后三年,要做到年年有余。‘過頭糧’,在購糧的時候不要有了,要搞得適當。”“主要的矛盾,是個體農民跟國家,跟社會主義的矛盾。這不是對抗性的矛盾,是可以克服的。糧食是互利〔對缺糧戶也就是貧農有利,對六民(指從事鹽、林、漁、牧、船、經濟作物六業的人――《毛澤東傳》注)有利,對災民有利,也有利于城市――工業化,有利于打臺灣〕,一無損(對自給戶無損),一小有不利(對余糧戶)。”

毛澤東根據會上的一些發言,認為農村糧食問題和合作化問題,并不像一些人所說的那么嚴重,所以他批評中央農村工作部“發謠風”。

最后他作出結論說:“今天在會上已經認定了的,就照這樣辦,大體不會錯。但是,發展起來的合作社,要保證百分之九十是可靠的。”他并要林楓、馬明方、宋任窮、劉瀾濤分別召開東北、西北、西南和華北各大區的會議,貫徹這次會議的精神。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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