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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開放再迎黃金期西部開放拓展國家發展空間

2014-01-21 15:24:55
來源:你我貸

編者按一段時間以來,習近平、李克強等中央領導多次提到要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等戰略構想,我國與中亞、中東歐、東南亞、南亞等地區的合作進一步擴大、深化。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提出,擴大內陸沿邊開放,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這些新理念和新部署均表明,中央對西部開放高度重視,對開放成果寄予厚望。

我國30多年改革開放的經驗表明,開放促發展、開放促改革潛力巨大,對于發展相對滯后的西部來說,更是如此。汪洋副總理前不久明確指出,中國擴大對外開放的最大潛力在西部,拓展開放型經濟廣度和深度的主攻方向在西部;西部開放型經濟發展正在經歷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即將迎來加速發展的黃金期。在這一背景下,西部各地也加緊謀劃部署,掀起打造西部開放升級版的熱潮。

西部開放拓展中國發展空間

從葡萄牙里斯本到俄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這片廣袤的亞歐大陸曾經被美國學者布熱津斯基視作地緣戰略大棋盤。在《大棋局》一書中,他認為這里是決定今后世界穩定與繁榮的關鍵地區與中心舞臺。這部發表于20世紀90年代的著作之所以暢銷至今,不是因為作者布熱津斯基曾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而是因為他對亞歐大陸的重視至今仍然富有啟示。

西部開放符合世界經濟大勢

從發達國家聚集的西歐,到歷經二十余年轉型的俄羅斯、東歐和中亞,再到中東與南亞、東南亞,亞歐地區蘊含著巨大的市場空間、能源儲備與投資機會。與歐洲相比,亞洲內陸經濟一體化的紅利仍然有待開發,產業、資源、技術等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將促使地區經濟迸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這一前景即將在各國加強合作的氛圍中逐漸變為現實。

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研究員劉衛平認為,我國之所以應該加速向西開放,推動亞歐大陸經濟整合,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它符合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趨勢。到21世紀中葉,世界上前7大經濟體中很可能有3個位于亞歐大陸,這一趨勢成為可有效利用的重要的結構性條件。如果中國從東部、印度從南部、俄羅斯從北部,加上德國從西部推動的話,整個亞歐大陸將成為21世紀國際政治經濟最重要的舞臺。

我國的西部開放戰略勢必成為推動這一趨勢的巨大動力。我國西部與中亞、南亞接壤,與歐洲、中東遙相呼應。正在搭建的新亞歐大陸橋,將促使內陸地區商品、資金與技術流動更加便捷、頻繁,推動產業在地區內部優化整合,促進各國經濟發展。

我國本身也將成為西部開放戰略的極大受益者。無論從經濟發展還是從政治與安全戰略出發,亞歐大陸發展都會為中國提供廣闊的回旋余地。正如中俄關系史研究會副會長王海運所言,西部開放對于擴大我國地緣經濟、地緣政治、地緣安全利益均可起到重要作用。

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來,西部地區綜合經濟實力大幅躍升。但是受地理環境等因素影響,我國對外開放和開放型經濟發展水平仍不均衡,與東部沿海地區相比,西部地區的開放規模和開放質量都處于較低水平。因此,我國擴大對外開放的最大潛力在西部,拓展開放型經濟廣度和深度的主攻方向在西部。西部開放戰略能否順利推進,直接關系到我國成長為世界強國的進程。

打造西部開放經濟帶

隨著西部開放戰略的實施,我國與有關國家在資金、技術、物流等領域的合作不斷深化,在周邊地區建立起多條幅員遼闊、造福多國的“經濟合作帶”。

在西北方向,中亞國家近年來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不斷提升,市場機制不斷健全,投資環境逐步改善,招商引資力度也在進一步加大。不斷加強的通訊、公路、鐵路等基礎設施的建設,使其逐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國際金融機構不斷加大對中亞五國的投資力度,勢必進一步改善中亞的投資環境。

在北部,俄羅斯試圖主導的歐亞經濟一體化戰略,尤其是其開拓亞太能源市場和重建非資源類經濟體系戰略構想的實現,都離不開中國巨大而穩定的市場需求以及資金和技術的支持。這為中國通過上合組織,以及利用和搭建其他次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加強與中亞國家合作,以及中俄合作共同推動亞歐大陸經濟整合提供了契機。

在長期建設新亞歐大陸橋的基礎上,我國領導人創造性地提出了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得到了中亞與中東歐諸國的積極響應。被譽為“新絲綢之路”的新亞歐大陸橋,將使亞洲陸地運輸到歐洲的距離比海上運距縮短5000海里,運費和時間分別節省20%和70%左右。為了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我國與中亞及中東歐各國的外交活動更加密集、更加務實。

在西南方向,印度、巴基斯坦是近年來發展迅速的新興市場國家,緬甸近年來大力推動開放型經濟改革,吸引了大量外資。穿過南亞,中東地區仍是我國主要的能源供給方。通過西部開放加強與南亞和中東各國經濟的融合,有利于保障國家能源安全,利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

設想中的“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將成為連接東亞與南亞的重要通道。2013年12月,孟中印緬聯合工作組在昆明召開首次會議,研究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建設的具體規劃。

在美歐國家經濟不振的情況下,亞歐大陸多條經濟合作帶的構建,可以為我國商品出口開辟新的戰略方向,加快我國產能與周邊國家基礎設施建設需求相對接的步伐,為我國產業轉型拓展空間,并使我國經濟與亞歐大陸乃至歐洲經濟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同時,西部開放有利于鞏固我國西部發展的外部依托,將新疆等西部省區打造成為具有強大輻射能力的亞歐大陸金融、物流中心,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降低我國對外經濟活動對海上運輸的過度依賴。

王海運認為,未來如能在亞歐大陸中部建立起一個廣泛參與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機制,甚至有可能引起世界經濟版圖的重大變動,為營造21世紀新型國際經濟秩序提供重要支撐。

構建互聯互通的國際大通道是西部開放的支撐條件。當前,中國正在通過渝新歐鐵路、中吉烏鐵路、中巴伊鐵路、中塔公路、中吉烏公路、中國―中亞天然氣管線和上合組織信息高速公路等項目建設,從南、北、中三個方向全面打通亞歐大陸橋,促進亞歐大陸的經濟整合。

“和諧周邊”重要方向

我國是典型的陸海復合型國家,西部方向邊界漫長,鄰國眾多,理應成為建設“和諧周邊”的重要方向。

從傳統安全需要出發,要有力打擊“三股勢力”,需要通過加大西部開放加快西部發展,加強與周邊國家的雙邊與多邊安全合作。

從能源安全需要出發,西部開放有利于擴大陸上周邊油氣共贏,提供發展所需的各種能源資源。我國周邊國家資源豐富,環里海地區有望發展成為與中東海灣并駕齊驅的世界級能源供給中心。今年10月中緬天然氣管道干線全線建成投產,標志著我國在東北、西北、西南陸上和東南海上四大油氣進口通道的戰略格局初步成形,前三條通道明顯地緩解了我國對中東石油和馬六甲海峽的依賴程度,為未來能源安全奠定了堅實基礎。

從世界格局來看,西部進一步開放有利于中國在推動西部周邊安全穩定上發揮負責任大國的作用,打造西部周邊“戰略穩定帶”。王海運認為,通過西部開放有利于強化上合組織建設,為我國國際戰略運籌提供重要支撐。

上合組織集中了“金磚五國”中的3個大國及多個新興市場國家,其戰略利益、戰略理念與戰略需求較為相近。通過西部開放,有望將上合組織打造成為一個新興國家集合體、新興大國戰略協作平臺,發展成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國際政治力量。因此,向西開放與東部沿海開放相結合,可以最大限度地釋放我國陸海兼備的地緣戰略優勢。(記者王鵬權)

各地搶抓開放新機遇

今年以來,甘肅省農產品營銷辦公室主任寇明科已經多次帶隊前往新疆霍爾果斯口岸,他的目標是不再通過中介人,直接和哈薩克斯坦商人接觸,大幅增加甘肅農產品對哈薩克斯坦的出口。“中亞國家多是穆斯林,生活習慣與我國西北地區接近,在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國,甘肅的洋蔥、番茄、馬鈴薯等產品消費量很大。”寇明科說。

與寇明科一樣,西部各地從政府、企業到個人,都紛紛行動起來,搶抓前所未有的開放新機遇。

產業融入全球發展

在位于廣西欽州的中國―馬來西亞欽州產業園區建設現場,寬闊的工地上,300多輛施工車輛往來穿梭,機器轟鳴,塔架林立,三通一平工程正加速推進。

“目前,園區已累計完成固定資產投資約7億元,首批6家簽約入園企業已有兩家開工建設,園區建設取得了階段性進展。”中馬欽州產業園區管委會常務副主任黃洲說。

中馬欽州產業園區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與外國政府合作共建的第三個園區,也是繼中國―新加坡蘇州工業園區之后我國與東盟國家合建的又一個園區。

據欽州市委書記肖鶯子介紹,中馬欽州產業園區規劃總面積55平方公里,以綜合制造業、信息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導,致力建設成為中國―東盟區域性先進制造業基地、信息智慧走廊、文化生態新城和合作交流窗口。園區按照“中馬合作、全球招商”的原則,既為中馬兩國企業服務,又面向東盟其他國家和全球招商。

這是西部借助擴大開放之機,產業加快融入全球發展的一個縮影。

甘肅酒鋼集團是我國西北地區最大的碳鋼和不銹鋼生產基地,目前,酒鋼集團與中亞的貿易正在加快推進。酒鋼集團進口哈薩克斯坦鐵礦石,雙方鐵礦石貿易量逐年增長,由2005年的50萬噸達到2012年的270萬噸,今年預計將達300萬噸。

酒鋼集團總經理魏志斌說,為使企業獲得長期資源供給,以甘肅省和哈薩克斯坦庫斯塔奈州友好省份關系為紐帶,酒鋼集團和歐亞自然資源公司簽署了一系列戰略合作協議,其中球團礦、鐵精礦和鉻鐵的供貨總量將從2013年的300萬噸達到2016年的720萬噸。

“酒鋼是一個以鋼鐵主業為核心、跨行業多元化發展的企業集團,涉及有色冶金、機電制造、發電、建筑材料、農牧養殖、酒類等領域。”魏志斌說,中亞地區國家資源豐富,但加工能力不足,與中國企業合作可以形成互補、雙贏,對酒鋼來說,從中亞進口原料的成本遠遠低于通過東部港口從其他地方進口。

顯然,中亞、中東等地的資源優勢與我國西部的產業優勢相結合,正在演繹出精彩的故事。不過,開放帶來的不僅僅是資源,還有市場,這也為西部地區的產業升級提供了強大助力。

今年前三季度,重慶市外貿進出口總值達474.23億美元,增速高于全國近10個百分點。其中,以筆記本電腦為代表的加工貿易占比45.4%。這一成績的取得,與打通龐大國際市場的渝新歐鐵路息息相關。自2011年7月正式開通以來,渝新歐鐵路已將數千集裝箱的“重慶造”筆記本電腦等貨物,源源不斷運往歐洲市場。

“開放拉近了西部與世界的距離,為西部經濟注入了強大動力。隨著開放型經濟的不斷發展,西部地區與相關國家在市場、技術、資金等方面都會加快交流、融合,‘以全球增量調結構、以科技創新促轉型’將成為西部地區的必然選擇。”重慶市社科院研究員李勇說。

通道水平決定開放水平

大開放離不開大通道,西部各地正力爭通過通道建設,使開放洼地一躍成為開放前沿。

“從重慶集貨出口歐洲,走渝新歐鐵路只需十五六天,比從東部走海運快20多天”,這是重慶渝烏國際貨代公司經理徐樞招攬客戶時常說的一句話。渝新歐鐵路的便捷,讓他們公司接到的出口貨運訂單越來越多。

渝新歐鐵路,是自重慶出發、從新疆阿拉山口出境,經哈薩克斯坦、俄羅斯、白俄羅斯、波蘭,最終抵達德國杜伊斯堡市的一條國際鐵路,全程11179公里,平均運行時間16天左右。

這條橫跨亞歐6國的鐵路線,是破解內陸開放物流難題的一項探索。重慶市物流辦常務副主任楊麗瓊說,與沿海相比,西部內陸對外開放的最大瓶頸就是物流不暢。過去,重慶貨物出口,要么去華東、華南港口轉海運,耗時耗力,要么通過航空運輸,成本高昂。

“渝新歐鐵路運行近3年,不僅使得重慶的電子、機械等產品源源不斷運往歐洲市場,還為其他中西部省份發展對外貿易提供了便捷的通道。”楊麗瓊說。

不僅重慶,其他許多地方都意識到向西物流通道建設的重要性。今年,從鄭州出發的鄭新歐、從廣東出發的粵新歐、從西安出發的西新歐貨運班列先后開通,不僅使東部、中部的貨物能夠通過陸路進入歐洲市場,也直接帶動了西部地區開放水平的提升。

這幾條貨運班列盡管起點不一,但均由新疆阿拉山口出境。“現在,阿拉山口日均過貨量達7.4萬噸、日均進出口額近5000萬美元,已躋身我國西部陸路口岸之首。”阿拉山口海關負責人說。

與此同時,新疆還在開拓新的向西通道。2012年12月22日,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兩列貨物列車在兩國邊境口岸霍爾果斯(中方)―阿騰科里(哈方)成功對開,這意味著兩國推動的這一戰略合作項目正式投入運營。

這是繼新亞歐大陸橋中哈阿拉山口(中方)―多斯特克(哈方)鐵路線后,我國又一條向西開放的國際鐵路通道。截至今年10月下旬,該鐵路線已實現過貨量125萬噸,其中今年5月至10月的過貨量達85萬噸,是2012年12月至2013年5月過貨量的兩倍。

此外,新疆明年將開建哈密至額濟納鐵路、庫爾勒至格爾木鐵路,屆時將進一步打通新疆北通道和南通道,打通我國通往西亞、地中海和黑海地區的陸路運輸通道。

在西南,我國與東盟的互聯互通也在加快步伐。

陸路方面,從廣西去越南河內除鐵路外,坐汽車也只需五六個小時;連接中國西南、老撾和泰國的昆曼公路已于最近全線貫通,泰國的新鮮水果一天內就可以進入昆明;泛亞鐵路等項目在加快推進。在海上,我國明確提出以廣西北部灣經濟合作為依托,促進中國―東盟海上聯通,構筑海上絲綢之路。

打造更多、更高的開放平臺

2013年8月9日,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正式下發《關于中哈霍爾果斯國際邊境合作中心跨境人民幣創新業務試點的批復》,標志著新疆霍爾果斯口岸成為我國首個“關外”(邊境之內、海關之外)離岸人民幣金融業務試點區。

這是西部打造高水平開放平臺的又一重大舉措。今后,中哈霍爾果斯邊境合作中心內銀行可直接到境外融資,發放貸款,中心內注冊企業也可在境外直接融資,中心還可開展人民幣與中亞國家貨幣掛牌、計價、兌換、結算業務。

自霍爾果斯口岸成為我國首個“關外”離岸人民幣金融業務試點區后,國內外資本、技術、人才等紛紛向中哈霍爾果斯國際邊境合作中心聚集,這為霍爾果斯成為地區性國際金融融資中心和中國―中亞本外幣掛牌交易結算中心奠定了基礎。

今年9月,首筆1000萬元人民幣跨境融資款項成功落地,中哈霍爾果斯邊境合作中心內的新疆東方勁秀有限公司成為試點受益者。“公司經營國際貿易,經常需要流動資金,沒想到很快就辦理了1000萬元人民幣跨境業務,幫助企業解決了資金周轉問題,也降低了企業的財務成本。”公司董事長王燕說。

類似霍爾果斯這樣的邊境合作區,已成為我國西部不少地方擴大開放的重要平臺。

黃興才在廣西東興做水果批發生意已有12年,記者見到他時,他正拿著記賬本不停地記錄,時而越南文,時而中文,十分熟練。他說,12年前,東興口岸基礎設施還很落后,水果市場也相對冷清,客商大多來自廣西本地和貴州、四川等附近省份,而如今,客商已經遍及全國各地,“現在北京人、哈爾濱人也隨時能吃到來自東南亞的新鮮水果”。

“目前,東興中越邊貿互市貿易區每天進出口貿易額都超過1000萬元人民幣。”東興市邊貿局副局長姚起威說,隨著中越東興―芒街邊境經濟合作區的建立,雙邊貿易規模還將迅速擴大。

面對邊境合作的紅火,西部內陸地區也不甘落后。去年,國家設立西北地區第一個國家級新區――蘭州新區,它的一個重要定位就是成為我國向西開放的戰略平臺。同樣在去年,寧夏成為我國第一個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寧夏銀川綜合保稅區也在今年順利通過海關總署等十部委的聯合驗收,正式封關運行。在綜合保稅區內,企業可以發展國際中轉、配送、采購、轉口貿易和出口加工等業務,并在稅收、外匯政策、簡化手續等方面享受大量優惠,從而有效拉動外向型經濟的發展。

實際上,在西部內陸,類似的保稅區建設已成為各地促進開放的重要載體。

重慶兩路寸灘保稅港區公司副總經理黃曲介紹,港區各開放平臺的功能正不斷完善,占地上萬平方米的保稅商品展示交易中心已經投入使用;通過創新“一次報關、一次查驗、一次放行”的內陸通關模式,港口聚集功能大大增強,進出口貨物吞吐量快速上升。下一步,還將積極探索服務貿易、跨境電子商務、離岸金融結算等全新的開放經濟業態。(記者張桂林潘強蔡國棟聶建江)

開放升級版挺起內陸脊梁

廣袤的西部雖然占去了我國版圖的大半部分,但其區域經濟發展一直較為落后,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國的開放是從東部沿海向內陸逐步推進的,東部借勢先行一步,而中西部尤其是西部,總體上仍處于發展的洼地。我們期待西部開放升級版建設不斷推進,為西部發展插上騰飛的翅膀,挺起我國內陸發展的脊梁。

以開放促進西部發展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東部沿海外向型經濟遭受嚴重沖擊,傳統的區域經濟發展高地面臨巨大的調整壓力,向西看、擴大內需成為維持我國合理增長水平的重要選擇。

目前,西部地區基礎設施總體仍較薄弱,公路、鐵路路網密度僅相當于東部地區的21.5%和22.3%,投資建設的空間很大。消費同樣如此。西部地區城鄉居民消費支出(加權平均)分別相當于東部地區的75.6%和60.3%,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占各地區加總的17.6%,低于人口占比(27%)近10個百分點,市場潛力巨大。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8月召開的促進西部發展和扶貧工作座談會上明確指出,我國發展最大的回旋余地在中西部。西部大開發在區域協調發展總體格局中具有優先位置,是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

“在東部,依靠招商引資形成產能然后再出口的發展勢頭已經放緩,推進內陸開放變得越來越重要。”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所長肖金成說,這要求我們必須由沿海開放為主加速向全方位開放推進,以開放促進西部的發展。

對于西部地區而言,以往面向太平洋的開放多少有些鞭長莫及,而向西面向歐亞大陸的開放則具有天然優勢。比如新疆,地處亞歐大陸腹心位置,與亞歐國家相近,理所當然地成為我國向西開放的橋頭堡。再比如廣西、云南,發揮自身優勢,與東盟的合作也展現出廣闊前景。而對于西部內陸地區來說,西北、西南兩條通道條件便利,輻射作用巨大,將帶動它們全方位提升開放的水平。

“過去30多年,我國東部沿海開放成績巨大,但西部開放明顯不足。作為一個成長中的大國,發展開放型經濟、全方位開放非常重要,從這個角度看,擴大向西開放是一項戰略選擇,是國家發展的迫切需要。”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所長楊恕說。

開放條件逐漸成熟

其實,我國向西開放的愿望早已有之。

“上世紀90年代,第二亞歐大陸橋修建完成,當時就提出過‘聯合起來走西口’的想法,但內部外部條件都不成熟,內部是我國西北地區自身發展不足,不具備開放條件,外部是中亞五國在蘇聯解體后處于經濟低谷,同樣不具備合作條件。”楊恕說。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的不斷推進,西部地區發展速度加快,基礎設施明顯改善,經濟實力顯著增強。與此同時,經過多年發展,中亞五國的恢復性調整期結束,進入新一輪經濟增長期,具備了開放合作的基礎。

專家們認為,從更大的范圍看,西部地區擴大開放的條件也已逐漸成熟。

一是向西開放的國際通道初步建成。隨著霍爾果斯國際邊境合作中心的建設、中哈第二條跨境鐵路投入使用等,連接中國與中亞的交通走廊初步形成;渝新歐等國際鐵路聯運通道的打通,使西部內陸與中東歐、西歐之間搭建起一條貿易“快車道”。

二是西部地區對中亞、中東歐、東南亞等地的投資貿易近年來快速發展,經濟互補性逐漸顯現。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歐洲企業投資中國西部,積極拓展西部市場,為西部地區向西開放提供了紐帶。

三是西部地區已經形成以成渝(成都―重慶)、關天(關中―天水)、新疆、廣西等重點區域為“面”,以重慶、成都、西安、蘭州、烏魯木齊等重點城市串起的經濟帶為“線”,以國家級開放口岸、國家級開發開放新區等為“點”的網狀開放格局,涌現出一批“開放高地”,這為加快向西開放奠定了堅實基礎。

諸多難題仍待破解

在看到希望的同時,也不能忽視西部地區開放面臨的一些瓶頸問題。

重慶市經濟信息中心主任易小光、亨嘉國際集團總裁楊杰等表示,西部地區向西的國際物流通道仍然偏少,且各類開放平臺還嚴重不足。目前,我國絕大多數保稅區、進口口岸都分布在東部沿海地區,這種狀況已經越來越制約內陸開放型經濟發展。

他們建議,國家層面應進一步加強與周邊國家合作,推動交通、通信、能源通道等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并在西部集中力量打造一批輻射面廣、帶動力強的“開放高地”。

另外,西部地區尤其是內陸地區對外開放適用的政策體系,絕大多數沿襲了沿海或沿邊開放政策,在實際操作中存在針對性和有效性不足的問題。

比如,按現行監管政策,貨物出口以在離境海關申報、查驗為準,貨物在內陸口岸申報、查驗、放行后,往往還需要在離境海關二次申報、二次查驗,影響企業進出口效率和成本。因此,亟需加快推動內陸沿海沿邊通關協作,實現口岸管理相關部門信息互換、監管互認、執法互助,提高口岸通行效率,降低通關成本。

廣西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黃志勇認為,由于周邊一些國家沿邊地區開發開放水平落后于我國,基礎設施和口岸設施建設相對滯后,同時雙方又都面臨土地、產業結構單一、資金等多方面制約,西部地區在對外開放中仍面臨諸多挑戰。

對此,黃志勇建議,我國應將跨境經濟合作納入國家戰略統籌推進,布局一批國際物流基地、跨境經濟合作區、資源加工轉化區等,加強國別性研究和政策體系研究,提升邊貿和國際物流發展水平,將沿邊地區培育成我國區域經濟的新增長極。

此外,還要進一步完善我國邊境口岸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基礎設施綜合承載力和發展支撐力,加快公路、鐵路和航空通道建設。西部省區也要抓住東部產業轉移的良好時機,構建跨國產業鏈,形成進出口生產加工基地,提升對外開放的互動性。(記者聶建江蔡國棟潘強張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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