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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二元經濟結構”的人民幣匯率制度轉換研究――運用三元Logit模型

2014-01-21 15:25:15
來源:你我貸

摘要:

本文以26個具有“二元經濟結構”特征的轉型經濟國家為樣本,通過建立三元Logit模型,對這些國家從1995-2004年期間匯率制度轉換情況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模型中的解釋變量和反映“二元經濟結構”特征的控制變量均具有很強的顯著性,模型可靠穩定。最后,將我國的數據代入到模型中進行模擬和預測,得出了人民幣匯率制度從1995年以來就應該向更加浮動的方向轉換的結論。因此,當前應該把握有利時機,積極地向更加靈活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的新框架進行轉換。

關鍵詞:二元經濟結構;人民幣匯率制度轉換;三元Logit模型

中圖分類號:F830.73

1.問題的提出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日益加快和地區性金融危機的頻繁爆發,匯率制度的選擇和轉換問題成為了世界各國,尤其是轉型經濟國家所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在匯率制度選擇理論發展較為成熟的基礎上,新近又出現了匯率制度轉換這個嶄新的研究領域,受到了國際社會和經濟學界的廣泛關注。所謂匯率制度轉換是指一國的匯率制度隨著宏觀經濟因素、經濟發展狀況和經濟體制的變化,頻繁地進行調整、轉變和協調的動態過程。一國應該確定什么樣的匯率制度,并在什么時機,依賴什么路徑進行轉換,是其研究的主要內容。在世界上現存著30個左右具有“二元經濟結構”特征的轉型經濟國家,匯率制度的轉換對于這些國家來說顯得更加復雜和重要。當前,我國也是正處于經濟體制改革和轉軌的攻堅階段,是否應該轉換到一種新的、合適的匯率制度,對于我國構建穩定的宏觀經濟和金融體系來說非常關鍵。

2.文獻綜述

匯率制度轉換的理論研究文獻主要集中在三代貨幣危機理論的研究上。Krugman(1979)提出在固定匯率制度下,惡化的國內經濟表現為過度的貨幣供給和膨脹的財政需求,因此巨大的經常項目赤字和國際儲備流失是貨幣危機的根源,貨幣危機的發生導致固定匯率制度的崩潰。[1]Obsfeld(1986)認為政府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預期引發自致性投機攻擊,市場預期的改變影響了政府在固定匯率政策和其他政策目標之間的取舍,危機的發生強化了這些預期,結果導致固定匯率制度的崩潰。[2]Calvo(1998)認為全球性的沖擊和由羊群效應引發的傳染,導致了貨幣危機的發生,從而導致了匯率制度發生轉換。[3]McKinnon和Pill(1998),Kaminsky和Reinhart(1999)認為脆弱的銀行部門引發的銀行危機是導致貨幣危機發生的主要根源,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相互交織共同導致了匯率制度的轉換。[4,5]

匯率制度轉換的實證研究文獻主要有: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建立了KFG模型,以國際儲備作為固定匯率制度退出標準的最優選擇。[1,6]KleinandMarion(1994)建立了一個理論模型并用Logit模型進行檢驗,從政策制訂者的角度權衡經濟成本和政治成本,認為在釘住匯率制度的早期,經濟結構、開放度、貿易集中度、政治因素對是否退出都有影響,但隨著時間的延長,在釘住匯率制度的后期,實際匯率的錯配變得更重要。[7]Collins(1995)建立模型比較固定匯率制和更有彈性的匯率制度的相對損失,結果表明,高通脹和低增長率的國家傾向于固定匯率制,當名義匯率錯配或者管理更有彈性的匯率制度的成本變小時,一國更傾向于浮動,一國經濟政策的改革也推動匯率制度的變革。[8]Eichengreen和Masson(1998)認為退出釘住匯率制度的最佳時機是釘住匯率的邊際收益等于其邊際成本時。對于大部分新興國家來說,當有大規模資本內流時,應放棄釘住匯率,實行彈性較高的匯率制度。

[9]Frankel(1999)指出,沒有哪一種匯率制度對所有國家以及所有時期都適用。一國要選擇合適的匯率制度,不僅依賴于該國特定的外部環境,而且依賴于退出戰略的時機。[10]

Edwards(2000)提出一國最合適的匯率制度轉換的時機是在維持釘住匯率制度的邊際收益等于其邊際成本的時點上。[11]PaulMasson(2000)指出,無論一國處于主動還是被動,匯率制度的轉換總是頻繁地發生。[12]Mundaca(2000)采用制度轉換模型,兩種制度轉變的決定因素是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上的干預能力,研究了央行干預對匯率制度轉換的影響。[13]Sergio,Rebelo和Vegh(2002)認為應該以沖擊大小作為最優退出標準,在沖擊小的時候可以參考KFG的國際儲備標準,當沖擊較大時應立即退出。[14]

2000年以來,國內學者也開始對匯率制度轉換問題進行了研究。張志超(2001)在一個博弈論框架中對人民幣匯率制度的轉換進行了研究,比較了兩種匯率制度的福利。我國的匯率并軌并實行釘住匯率制度增加了福利,如果相反采取了浮動匯率制度,相應的就會產生可信度和可核實性等問題。[15]王愛儉和魏璽(2004)分別從匯率制度轉換的動因論、選擇路徑論、時機論和影響論四個方面對匯率制度轉換的理論及實踐進行了研究,并與我國國情結合起來,得出逐步擴大靈活性和浮動空間是人民幣匯率制度轉換的實質內涵。[16]儲幼陽(2004)分別采用Logistic模型和Logit模型,對人民幣匯率制度是否應該發生轉換進行了研究,結果認為我國目前的“硬釘住”的“浮動匯率制度”是合理的,目前人民幣匯率制度沒有轉換的必要,應該在同一匯率制度框架內進行匯率調整。[17,18]汪茂昌(2005)分析了匯率制度的自愿轉型與危機推動轉型的國家在轉型前和轉型后的不同,認為應該選擇適當的時機自愿轉換,同時應注重制度轉換過程中的政策協調,并據此對我國提出了要循序漸進退出單一釘住美元的建議。[19]

3.匯率制度轉換模型的建立

迄今為止,對于轉型經濟國家匯率制度轉換的研究文獻比較少。轉型經濟國家原來都是擁有高度集中的公有制的計劃經濟體制,強有力的政府行政干預和大一統的銀行體系。從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這些國家開始向市場經濟轉軌。在轉軌過程中,各國都按照現代市場經濟原則,對經濟體系進行了重構。但是由于經濟發展階段和經濟結構的因素,還是表現出了明顯的“二元經濟結構”的特征,即工業和農業發展極端不平衡,城鄉差距明顯。隨著工業的不斷發展和擴張,農村勞動力不斷地向工業轉移,勞動力市場始終處于非均衡的狀況。

“二元經濟結構”是轉型國家經濟結構發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對經濟體制改革的方方面面都產生了突出的影響。因此,我們在分析匯率制度轉換的過程中,必須考慮到“二元經濟結構”因素。

3.1構建三元Logit模型

本文采用三元Logit模型對轉型經濟國家的匯率制度轉換進行實證研究。假設事件發生的概率服從標準Logistic的累積概率分布函數,并且在兩種以上的方案中做出選擇,分別用0,1,2,3……表示,即為多元離散選擇模型。在本文中,假設存在3種選擇,分別用0,1和2表示,因此稱作三元Logit模型,可以用如下的概率公式來表示:

這里,ix表示一系列的解釋變量,表示匯率制度發生轉換的三個方向,數字0表示匯率制度不變,數字1表示匯率制度向更加固定的方向轉換,數字2表示匯率制度向更加浮動的方向轉換。tY1β表示轉換到更加固定匯率制度的解釋變量的一組系數,2β是轉換到更加浮動匯率制度的解釋變量的一組系數。表示事件發生的概率。P

3.2被解釋變量的選取

本文以26個具有“二元經濟結構”特征的轉型經濟國家為研究對象,包括前蘇聯解體形成的12個國家,分別是: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立陶宛、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阿塞拜疆、摩爾多瓦、愛沙尼亞、亞美尼亞、拉脫維亞、格魯吉亞;東歐的11個國家,分別是: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克羅地亞、阿爾巴尼亞、斯洛文尼亞、馬其頓、波黑;亞洲的3個國家,分別是:中國、越南、老撾。

各國匯率制度分類的數據來源于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5)的研究成果“Defactoclassificationofexchangerateregimes”,網址是。[20]該數據庫統計了世界上160個國家從1974年以來每年實行的匯率制度的類型,但是對于轉型經濟國家,大都是從1994年開始進行統計。其中個別國家某年份的數據統計不完全,本文將其忽略處理,不影響結論的準確性。

本文總共選取了這26個國家從1995-2004年期間匯率制度轉換的208個樣本。對于被解釋變量來說,轉換的方向分為三種情況分別是:保持匯率制度不變()的樣本數目是139個,占到總樣本的66.8%;匯率制度轉換到更加固定()的樣本數目是36個,占到總樣本的17.3%%;匯率制度轉換到更加浮動()的樣本數目是33個,占到總樣本的15.9%。(由于篇幅所限,數據省略)tY=0tY=1tY=23.3解釋變量的選取關于模型的解釋變量,本文主要借鑒了Edwards(1996),Rizzo(1998),Poirson(2001),Hagen&Zhou(2002),Levy-Yeyati,Sturzenegger&Reggio(2004)的研究成果,他們在實證分析文獻中分別運用了內生匯率制度決定因素的許多變量[21]。本文在這些指標中,選擇了、增長率、通貨膨脹率(消費價格指數CPI)、貿易條件、出口增長率、外匯儲備增長率、商業銀行外債變動率、國內信貸變動率變量。另外根據文獻綜述部分的相關文獻,又加入了開放度、名義匯率變動率、實際有效匯率變動率、利率、失業率變量。考慮到這些轉型經濟國家“二元經濟結構”特征,特別加入了工農業對GDP的貢獻度之差這個控制變量。數據來源于《EIUCountrydata》數據庫、IMF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各期和中國統計年鑒各期。(由于篇幅所限,數據省略)GDPGDP

4.匯率制度轉換模型的估計

4.1三元Logit模型的估計結果

運用軟件,將208個樣本的14個解釋變量的數據分別代入到三元SPSSLogit模型中進行實證檢驗。按照顯著性從小到大的順序,將顯著性不強的解釋變量剔除,依次剔除除了實際有效匯率變動率、GDP、GDP增長率、失業率、國內信貸變動率、名義匯率變動率、出口增長率、利率、外匯儲備增長率和商業銀行外債變動率10個變量。最后保留下來顯著性強的變量分別是:開放度(OPEN)、貿易條件(TO)、消費物價指數()和工農業對貢獻度之差()四個變量(由于篇幅所限,數據省略)。估計結果見表1、2和3。

從表1看出,空模型的-2倍的對數似然值遠遠大于最終模型的對數似然值,而且模型的概率為0.000,證明模型的穩定性和可信度非常好。從表2看出,模型所選用的這四個變量的概率都在0.000-0.023之間,明顯小于0.050,所選變量和控制變量的顯著性都非常強。從表3中,分別得到了這四個解釋變量的兩組系數,即當1D=時匯率制度轉換到更加固定的方向的系數1β,時匯率制度轉換到更加浮動的方向的系數2D=2β,每組系數的概率均在0.050之下,表明回歸系數有很強的顯著性。分別得出兩個方程,如下(6)、(7)、(8)式就是轉型經濟國家的匯率制度轉換的概率公式。通過這組公式,可以預測轉型經濟國家的匯率制度在某年向各種方向發生轉換的概率大小。

4.2人民幣匯率制度轉換概率的模擬與預測

將我國從1995-2006年的數據(見表4)分別代入到模型(6)、(7)和(8)式中,即可得出我國在每年發生匯率制度轉換的概率(見表5),對人民幣匯率制度當前是否應該進行轉換得出了有益的結論。

由表5看出,從1995年到2006年期間,2D=的值明顯高于0D=和的值,代表匯率制度轉向更加浮動的方向,因此得出人民幣匯率制度從1995年以來就應該向更加浮動的方向進行轉換的結論。儲幼陽(2004)認為,目前人民幣匯率制度應該采取緊釘住匯率制度,而且應該在目前的匯率制度框架內進行調整。1D=2D=[17,18]本文這一結論與儲幼陽(2004)的結論正好完全相反。原因在于:儲幼陽采用了34個國家,沒有區分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國家和轉型經濟國家等各種國家類型,而是將數據籠統地代入模型中進行了實證分析。其次,儲幼陽的匯率制度轉換數據只包含了1985-2002年中期從釘住匯率制度中退出的樣本數據進行研究,而沒有考慮從中間和浮動匯率制度退出并轉換到其他匯率制度的情況。

然而,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之中,正處于經濟結構改革的關鍵時期,我國國有企業,國有銀行體系、城鄉差距、三農問題、西部大開發、東北老工業經濟,都存在薄弱的環節需要改善和緩解。本文的創新之處在于提出的匯率制度轉換模型考慮了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運行特點,反映了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特征。本文專門針對具有“二元經濟結構”特征的轉型經濟國家匯率制度轉換情況,在模型中加入了反映“二元經濟結構”特征的控制變量,數據樣本涵蓋了從固定、浮動和中間匯率制度三種情況進行不斷轉換的情況,建立了三元Logit模型并進行穩定性檢驗,證明模型更加可靠,變量顯著性更強。最后將我國從1995-2006年的數據代入到模型中進行模擬和預測,得出了匯率制度從1995年以來就應該向更加靈活的方向進行調整的結論,即人民幣匯率制度目前應該放棄現有釘住匯率制度框架,積極向更加靈活的浮動匯率制度方向調整。

5.結論

本文以26個具有“二元經濟結構”特征的轉型經濟國家為樣本,通過建立三元Logit模型,對這些國家從1995-2004年期間匯率制度轉換情況進行了實證研究,并對人民幣匯率制度轉換提出了有益的結論。

1.將26個轉型經濟國家的匯率制度轉換分為三個方向,即轉換到更加靈活的匯率制度、轉換到更加固定的匯率制度和維持不變三種情況,建立三元Logit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三元Logit模型對匯率制度轉換有很強的解釋作用。

2.我國是具有“二元經濟結構”的轉型經濟國家,因此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反映“二元經濟結構”特征的控制變量――工農業對GDP的貢獻度之差,并與開放度、貿易條件和消費物價指數聯合進行回歸檢驗,結果表明所選變量均具有很強的顯著性,而且使得模型更加穩定可靠。說明在我國匯率制度轉換的決策中,必須充分考慮“二元經濟結構”因素。

3.匯率制度轉換模型結果表明,人民幣匯率制度從1995年以來就應該向更加浮動的方向進行調整。當前,在經濟和金融進一步開放、國際資本流動進一步加劇的進程中,我們應該把握有利時機,積極地向更加靈活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的新框架進行轉換。唯有這樣,才能更好地調節我國經濟的內外均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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