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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曉明:經濟快速增長造就一流商學院

2014-03-10 10:50:54
來源:你我貸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是亞太地區在全球排名和國際認證方面領先的商學院之一。作為院長,朱曉明教授說中歐的成功,從根本上講反映了世界經濟增長重心從歐美向亞太地區轉移的客觀趨勢,也反映了過去十幾年間中國管理教育的快速進步。

中歐之所以能快速成長,得益于中國、歐盟雙方政府的重視與支持,得益于中國經濟蓬勃發展所催生的巨大管理教育需求。不論是民營企業、外資企業還是國有企業,它們都渴望汲取最先進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來提升自身競爭力。其次,中歐非常幸運地趕上了中國經濟快速融入全球市場的歷史進程。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進入中國,中國本土企業也在努力拓展國際市場。“最中國的國際商學院、最國際的中國商學院”這一獨特定位使得中歐成為連接東方與西方、國內與國際的界面。再次,作為管理教育特區的中歐堅持了國際化、市場化的辦學方向,堅持管理理論與企業實踐相結合,引入學員為教授評分的考核機制,確保管理知識為企業真正創造價值。

展望下一個15年,中歐必須從知識傳播轉向更多的知識創造,特別是基于中國文化和制度環境的管理知識創新。

陳德銘:

保護主義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商務部部長陳德銘在論壇上旗幟鮮明地表達了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態度。他說,從歷史上看,保護主義不能解救目前的情況,只有開放才可以解決當前的問題。上世紀30年代,一些國家想用貿易壁壘來解救危機,但是最后被證明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不僅加劇了國內的危機,還加劇了全球的危機。貿易交換的利益是相互的,任何國家不能只想通過擴大出口推動本國的復蘇,同時卻不想開放自己的市場,讓其他國家來共享好處。對各國來說,如何看待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便國內經濟復蘇了,也要擴大開放,因為這是經濟的內生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當前國際貿易摩擦比危機前多了好幾倍,很多都是針對中國的。

他還指出,要防止某些披著綠色外衣的保護主義阻礙世界經濟的發展。比如說有一些國家正在討論收碳排放稅,這就是沒有考慮到實際情況。現在全球的二氧化碳都是在最近100-150年里排放的,而在100-150年前,中國人還沒有現代工業,沒有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幾乎沒有什么二氧化碳排放。當然,今天我們的排放也會變成100年后的積累,但是發達國家不能拿碳排放問題來限制中國的發展,否則就是變相的貿易保護主義。我們不能割裂歷史,把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運用同一標準,我們反對將全球變暖加到貿易上去,我們反對這種“綠色”保護主義。

斯賓塞:

中國沒必要把錢借給美國

“中國在全球GDP當中的比重越來越重要了。”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原斯坦福商學院院長邁克爾?斯賓塞(圖左)在論壇上說,中國最近的外匯儲備急劇增長,沒有必要把錢借給美國政府,完全可以購買一些美國或者歐洲市場的股權。他還提議,應該將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的投票權提高2倍,增加至7%。“與在全球GDP中7%的比重相比,中國現在擁有的投票權肯定是不夠的,與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地位不相符。”2008年中國GDP達到約4萬億美元,在全球GDP中所占比重為7%,而美國GDP為13萬億美元,占比約為24%。美國在IMF的投票權為17%左右,而中國僅為3.5%。

對于全球經濟的復蘇,斯賓塞覺得,盡管衰退已經結束,但還難言真正復蘇,并且短期內經濟無法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尤其是發達國家經濟,可能會進入一個較長時期的放緩過程。“現在美國的居民儲蓄率在上升,已由危機前的0提高到5%-8%,這意味著全球需求將大大減少。”如果說要讓美國家庭再回到以前的消費水平,唯一的辦法就是讓他們的資產再次出現泡沫化,而沒有人愿意出現這樣的情況。因此,他認為,美國的消費回不到危機之前的水平。而且,美國政府為緩解危機產生了高額財政赤字,提高政府需求也是有心無力。

談及中國正在向中等收入國家轉型的問題,斯賓塞教授認為這將是一次巨大的社會變革。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無論從匯率還是財政層面不設置過多的阻礙;其次就是要避免各種政策失當。他指出,中國必須改變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出口模式,要向知識密集型產業轉變,因為在與越南等國家競爭時,中國在勞動力成本方面的優勢已經越來越少。

斯蒂格利茨:

買房經濟刺激不可持續

“剛剛公布的美國第三季度的經濟增長率是3.5%,媒體開始慶祝了,認為經濟危機結束了。”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斯蒂格利茨認為還不能高興得太早,現在美國6個工人中就有1個得不到全職工作,失業率達到9.8%,勞動力市場非常疲軟。美國現在計劃在2010年上半年退出經濟刺激計劃,斯蒂格利茨表示,“現在就退出為時尚早。”他分析說,現在所看到的經濟增長,實際上是靠政府刺激,例如鼓勵人們買車買房子,但這是不可持續的消費,容易造成金融資產和房產泡沫。一旦政策退出經濟刺激,美國的經濟數據將會很難看。

目前,世界經濟面臨的一大挑戰是:要將投資導入到正確的渠道中去。“金融市場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把那些儲蓄資金轉到需要投資的領域,但現在并未有效實現這一點。”斯蒂格利茨預計,美國經濟在未來一兩年都達不到強增長的狀態,美國或陷入日本式的經濟衰退。當然不會像日本的增長率那么低,但要完全回到危機之前的水平還需要很長時間。

斯賓塞對中國經濟的預期要樂觀得多,在貿易方面,中國已經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三大出口國,中國的經濟有非常大的潛力,可以推動整個世界經濟的增長。他指出,中國應該給中小企業提供更多的機會,在發達國家中,中小企業是最重要的創新和就業創造者。首先就是融資問題,應該給中小企業更多融資渠道。

談到經濟危機給我們的教訓,他指出,市場并不是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可以非常高效地進行自我調節,金融監管不能放松,此外,國際金融體系使得發展中國家處于不利的位置,而且每一次倒霉的都是窮人,所以我們需要建立更好的社會保障體系。

吳敬璉:

三駕馬車尚未向好

“我們不能專注于短期的經濟分析和短期的對策。”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寶鋼經濟學教席教授吳敬璉(圖右)在論壇上表示,短期政策很難提供長時間消費需求的支持,金融風暴過后中國宏觀經濟存在的問題在于過分注重了短期增長,而忽視了長期增長。他認為,前三季度GDP增長率達到了7.7%,但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并未完全向好,消費依舊乏力,出口仍比去年同期低15%,而投資增長主要來自政府投資和銀行貸款。

吳敬璉指出,從短期看,目前我國所面臨的問題之一是要增加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采取的是擴張性的政策,以彌補短缺的流動性及需求。但短期問題的解決需要依賴長期的經濟增長,而要實現經濟的長期增長,歸根結底的問題就是要轉變現有的增長模式。

轉變增長模式最重要的就是要實現產業振興。吳敬璉表示,政府在實現產業振興的過程中,不應當設立“行政許可”和“市場準入”,也不應當指定技術路線或者直接定購及提供產品,同時,不宜補助競爭中的一方,合理的補助應當在企業發生競爭前進行。他建議,政府應當努力消除制度性障礙,給企業提供良好的經營環境以及共用性技術和其他服務。在企業層面,他認為,最關鍵的是要加強自身核心競爭力,提高附加值。要向價值鏈的兩端延伸,在價值鏈前端的研發、設計方面,應當提供最有效率及最高附加值的產品;在價值鏈后端的營銷、渠道方面,則應當提供最好的服務。此外,他強調應當發展服務業,因為服務業的附加值遠高于制造業。

李稻葵(博客):

中國或出臺新貨幣政策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認為,未來3-5年,全球經濟將會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流動性過剩,原因非常簡單,這場危機是發生在核心國家(西方國家)私人部門資產負債表的危機。西方國家應對這場危機的思路非常清晰,就是通過各種方式增加流動性,注入到私人部門,注入到金融市場,把經濟“吹”起來,所以美國經濟第三季度出現增長并不奇怪。在這樣的情況下,西方國家愿不愿意很快退出貨幣擴張政策?李稻葵認為這很難。“因為大多數西方國家,他們的公共財政情況遠遠糟糕于貨幣情況,在英國、美國最有可能退出的是他們的貨幣政策,這是我的觀察。整個西方社會可能會在貨幣政策上保持一定的擴張性。因為它們是國際貨幣的發行國,周邊的國家必然會保持一個適當寬松的貨幣政策,否則的話,這些國家的貨幣就會升值,從而產生貿易的困難。”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的角色和地位的確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經濟總量明年超越日本基本無懸念,這比以前的預期提前了5年。因為金融危機的原因,中國現在被迫站到了全球大舞臺的聚光燈之下,我們在危機前的發展模式需要改變了。在他看來,后危機時代,中國經濟的發展將會面臨著比危機前、危機中更加嚴峻的國際經濟金融環境,“中國政府在明年上半年可能出臺較為新穎的寬松貨幣政策。”擴大資產發行、IPO、創業板及在香港擴大人民幣計價的國債發行都屬于新穎貨幣政策范疇。

余永定:

央行應少干預外匯市場

一旦美元貶值,有著超過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中國該如何應對?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中歐工商學院兼職教授余永定認為,中國目前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減少雙順差,在仍存在雙順差的情況下,要減少外匯儲備的增加。對此,央行要減少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因為不干預,外匯儲備就不會增加。

“中國一不留神,積攢了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即便不考慮美國國債收益過低(零收益甚至負收益)的問題,由于所持的這些資產都是以美元標價的,一旦美元貶值,中國的外匯儲備就會遭受巨大的資本損失。”余永定指出,要減少雙順差首先要刺激內需,減少經常項目順差。其次,要對資本流入繼續實行有效管理。在仍有國際收支順差,特別是經常項目順差的情況下,要把順差變為資本項目逆差。對此,中國可以對外直接投資,另外,增加國際戰略儲備;中國企業對海外企業進行并購;中國金融機構對海外進行股權、債券投資,對外發放貸款;增加對外援助,為國際金融組織和區域金融組織提供資金都是可以考慮的做法。

對于存量達2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余永定認為,在不改變存量的條件下,中國可以改善期限結構。比如可以增加短期國債的比重減少長期國債的比重。而從資產種類上看,減少政府機構債的比重可能是必要的。

許小年(博客):

出口可能還將低迷一段時間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許小年對眼下美國經濟的評價是“美國經濟已經基本到底了,但是結構調整還沒有到位”。相比之下,中國雖然看上去比較“舒服”,但中國經濟還未經歷結構調整就可能被刺激政策“拖了回去”,刺激效應不可能一直持續。

許小年指出,中國必須有效拉動民間投資,“現在的情況是,凡是民間能投資的地方都是產能過剩,產能不過剩的地方民間投資又進不去”,我們現在所要做的就是把政府壟斷的行業打開,開放給民間投資。經濟的回暖需要依靠市場、依靠民間,而不是單純地依靠政府投錢。他認為,“這場危機把經濟模式轉型的問題提前了。”

(本文來源: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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