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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礦產資源稅制改革:經驗與啟示

2014-01-21 15:25:34
來源:你我貸

澳大利亞礦產資源稅制改革:經驗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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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27來源:財會通訊作者:時曉吳杰編輯:XL

摘要:澳大利亞是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其礦產資源稅制改革既體現了時代的要求又經歷了充分博弈,對我國正在進行的礦產資源稅制改革具有借鑒意義。本文從經濟因素、資源配置、國際貿易和政府財政收入等方面,分析了澳大利亞礦產資源稅制改革的背景和原因;對比分析了陸克文政府的資源超額利潤稅(RSPT)和吉拉德政府的礦產資源租金稅(MRRT)兩個改革方案以及新礦產資源稅制的形成過程;根據我國礦產資源稅改革進展情況,探討了澳大利亞礦產資源稅制改革的啟示意義。

關鍵詞:澳大利亞;礦產資源稅制;資源稅制改革;礦產資源租金稅(MRRT)

一、引言

在礦產資源日益稀缺的時代,礦產資源稅制改革對于社會經濟發展和收入分配調節日益重要。2012年3月19日,歷時兩年經過幾輪博弈和波折、旨在調節礦產資源收益合理分配的澳大利亞資源稅改革法案獲得議會通過。此法案主要針對煤炭、鐵礦石和海上油氣資源開采征收“礦產資源租金稅”(MineralResourceRentTax,MRRT)。“礦產資源租金稅”的有關立法,自提出之日起就在澳大利亞飽受爭議,并導致了陸克文政府的倒臺。吉拉德政府上臺后,在綠黨和獨立派議員的支持下,終于推動這兩項稅賦法案在議會通過。

吉拉德表示,這將會是澳大利亞歷史上一次深刻的經濟改革,此項措施旨對在澳經營的大礦企的巨額利潤部分征稅,可以使更多(尤其是較為貧困的)澳大利亞人民享受澳大利亞的資源所得收益,進而打造更加公平、平等的經濟模式。目前,我國正在進行包括礦產資源稅改革在內的稅制改革,此次稅制改革正成為經濟體制改革深化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攻堅戰。因此,總結市場經濟成熟國家澳大利亞礦產資源稅制改革的經驗、教訓,分析其礦產資源稅制改革的理念和各種利益集團的博弈情況,對我國礦產資源稅制的改革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二、澳大利亞礦產資源稅制改革的背景與誘因

(一)澳大利亞的政治環境和稅制概況澳大利亞是地方自治基礎上的聯邦制國家,有聯邦、州、地方三級政府,全國劃分為六個州和兩個地區,實行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其行政事務由內閣負責,內閣由總理主持。聯邦國會是國家的立法機構,議會實行兩院制,即眾議院和參議院。各級政府行政管理層次分明,聯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各司其職。基于聯邦制下的地方自治制度,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事權與財權分立,在稅收上實行分稅制。稅收收入分為聯邦稅收收入和地方稅收收入兩類,其聯邦、州和地方三級政府分別對應于三級稅收權限。根據澳大利亞的法律,陸上資源為各州或私人所有,一般是公有地上的為州或地方政府所有,私人土地下的為私人所有,海洋大陸架上的為聯邦政府所有。傳統上,體現礦產資源所有權者權益的權利金由作為所有者的州、地方政府和私人收取,聯邦政府因擁有大陸架(海洋)上的礦產及石油資源的所有權,因此聯邦政府只收取其所擁有的海洋大陸架上的礦產資源租。澳大利亞的稅制中,涉及礦產資源租的主要稅種有權利金、租金(礦地租,即開礦所占用土地的租金)和資源租金稅。澳大利亞的權利金有三種征收方式:從價權利金、從量權利金及以利潤為基礎的權利金,從量權利金以生產數量(重量或體積)為征收基礎,新南威爾士州規定煤、鋁土礦、鐵礦石、石灰石、花崗巖、磷酸鹽等采用專門權利金,以利潤為基礎的權利金不多,只適用于北部地方的大礦山,布羅肯希爾銀鋅礦及Cobar礦山控股公司采用以利潤為基礎的權利金制度,金紅石、鉆石、鈦鐵礦、獨居石、石榴石、石油等采用從價權利金費率,費率一般為銷售收入的5%到10%;租金是指探礦權人和采礦權人每年向資源所有權人繳納的礦地租,在澳大利亞,除海上石油資源和北部地方的鈾礦為聯邦所有外,礦產資源所有權收入主要為州政府所有,礦地租因條件而異,各個州或礦區征收水平不同,探礦階段為每平方公里3到27澳元不等;資源租金稅在澳大利亞是在上一次礦業繁榮的1975年首次提出,旨在對開采條件特別好的、能產生級差地租的礦產企業所得征收的附加利潤稅。

(二)澳大利亞稅制改革誘因分析20世紀7O年代,石油危機和石油價格暴漲引發了經合組織國家(OECD)經濟“滯脹”,凱恩斯經濟干預理論失敗,導致西方國家尋找新的宏觀經濟控制方法,稅制改革應運而生,其目標是“公平、簡化和經濟增長”,基本措施是“降低稅率,擴大稅基”,。澳大利亞作為OECD的重要成員國,也于1985年對本國的稅制進行了改革。20世紀90年代后,雖然大規模稅制改革的浪潮已經過去,但是持續的調整仍在進行。2000年7月1日,再次當選總理的霍華德開始了以商品和服務稅為主要內容的大規模的稅制改革。2008年,澳大利亞再次啟動了包括礦產資源租金稅在內的近50年來澳洲稅制最大規模、冠名為“澳大利亞未來稅制”的稅制變革,旨在應對來自國內外社會、環境、經濟等方面的巨大挑戰。就經濟因素而言,人口老齡化導致的經濟增長緩慢是改革的關鍵誘因之一;氣候變化、溫室效應將會降低居民的福利水平,而且福利損害會因為減排措施的延誤而迅速增加。為此,澳大利亞政府在2008年制定了《炭污染減排計劃》。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為資本和利潤在不同國家與地區之間、同一國家不同投資項目之間的轉移提供便利的同時,也對來源于投資收益的稅收產生了重大影響。這些挑戰相互交織,并以較為復雜的方式影響著稅收與轉移支付體制。從資源配置的角度來看,2000年后礦業繁榮時期礦產品價格的迅速提高,在澳大利亞礦業部門的利潤率大幅提高同時,抬高了國內的原材料、勞動力和資金成本,使得非礦業部門的采購、招聘以及融資成本上升,相對于礦業部門的競爭力下降,經營困難進一步加劇,非礦業部門的生存條件惡化。澳大利亞此次調整礦業資源稅主要是為了防止資源部門擠壓其他部門發展空間的“荷蘭病”發生。

從國際貿易與投資的角度看,礦產資源品出口增長大幅推高了澳元匯率,2009年到2011年兩年間,澳元匯率大幅升值50%左右,大大降低了國內制造業部門的國際競爭力,從長遠來看不利于澳大利亞的經濟增長和產業升級。同時,資源品價格的上升吸引國際金融資本加速流入澳大利亞,加劇國內通貨膨脹,加大金融系統波動,提高了整個經濟的系統風險。因此,澳大利亞急需進行稅制改革,以適應時代要求。從政府財政收入角度看,在最近的十年內,盡管礦產資源和能源產品的價格飆升,但政府所獲得的礦業紅利不多。以石油為例,1998年末世界原油價格大約15美元一桶,2008年7月曾一度漲到147.27美元一桶,不到十年上漲了近十倍。澳大利亞礦業公司的凈利潤在近10年間也水漲船高,增加了800多億澳元,而按照既定的礦產資源稅制,政府所分享到的稅收只有不到90億澳元。據測算從2000年至2009年,澳大利亞的實際資源稅率(資源稅稅負占礦業收入的比率)下降超過了20%。在礦產資源日益稀缺、礦產資源開發利用及其收益分配關系到社會經濟發展、收入分配公平與可持續發展的資源經濟時代,澳大利亞原礦產資源稅制及所確定的稅率和征收方式就顯得不合時宜:一是無法讓社會公眾及非礦企業分享到自然資源價格上漲的紅利,畢竟礦產資源是屬于整個國家的,而不是僅屬于州政府和礦商的,更何況礦產資源開發帶來的“荷蘭病”是由全體澳大利亞人承擔;二是目前澳大利亞各州都有不同的礦產資源稅率,以煤炭為例,澳大利亞產煤各州,即昆士蘭州、新南威爾士州、維多利亞州、西澳大利亞州根據煤炭種類和能量值不同制定了不同的稅率,使稅收體系龐雜,效率低下。三是歷史上和現實中,許多國家的中央政府在礦業繁榮時期,都相應征收了暴利稅性質的礦產資源稅。如美國上世紀石油危機期間的暴利稅,英國的特別利潤稅,加拿大對權利金的調整;在本輪礦產品價格高漲期間,我國也開征了石油特別收益金,加拿大、美國等許多國家都大幅調高了權利金率。因此,在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為了分享礦產資源價格上漲帶來的經濟利益,規避荷蘭病,調整礦產資源稅制并提高礦產資源稅總體稅率就在所難免。基于上述原因,對于澳大利亞這樣一個礦產資源在整個經濟中占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國家,礦產資源稅制改革自然就成為塑造“澳大利亞未來稅制”的重中之重。

三、澳大利亞新礦產資源稅制的形成過程

(一)陸克文政府的資源超額利潤稅(RSPT)資源超額利潤稅(ResourceSuperProfitsTax,RSPT)是澳大利亞統一全國資源稅制計劃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于2010年5月由澳大利亞財政部公布。根據這一方案,自2012年7月1日起,澳大利亞政府將面向全部非可再生礦產資源領域征收高達40%的超額利潤稅,將對礦業公司根據噸位征稅變成根據利潤征稅,旨在對因礦產品價格上漲帶給礦企的超額利潤進行再分配,如通過增加的資源稅收益以減少企業所得稅,補充社保基金(有減少社會保障稅的效果)。在大選之際推出此次稅改政策,陸克文政府也是想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以期獲取非礦企業和退休群體的擁護。然而,事與愿違,資源超額利潤稅遭到了多方的反對,主要原因為:(1)根據澳大利亞的法律,聯邦政府沒有權利制定專門針對礦產資源租的稅收;(2)以利潤為稅基的企業所得稅的稅權雖然屬于聯邦政府,但企業所得稅不應該有行業差別,而資源超額利潤稅明顯是針對礦業企業“超額利潤”征收的,其他行業也會有超額利潤,資源超額利潤稅卻只在石油、煤炭和鐵礦石行業實施,因此具有歧視性;(3)一旦開征資源超額利潤稅,會降低礦山投資者的投資回報預期,投資者會將投資轉到其他資源國,嚴重影響澳大利亞經濟的長期發展。陸克文政府推出此項稅改的初衷是使全體民眾都能夠分享礦產資源價格上漲帶來的巨大利益,但卻沒有充分考慮到礦業相關利益集團的眾多及其博弈能力,如礦業公司、礦業及相關行業從業者群體及其操控政治經濟輿論的力量。針對此次礦產資源稅制改革,澳大利亞調查機構尼爾森做的民意測驗顯示,有將近一半民眾“反對”征收資源超額利潤稅,中產階級更是普遍認為這是對礦產資源行業的過度索取,反而不利于整個國民經濟的長遠健康發展(郭鵬,2010)。最終執政的工黨在選舉前換帥,資源超額利潤稅計劃也隨之流產。

(二)吉拉德政府的礦產資源租金稅(MRRT)新總理吉拉德(JuliaGillard)向采礦行業作出了巨大讓步,并在陸克文政府稅改的基礎上明確了轉移支付的力度,提出將礦產資源租金稅(MineralResourcesRentTax,MRRT)稅款用于降低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從原來的30%降至29%,提供60億澳元資金用于公路、鐵路和港口建設,從2020年起增加對退休儲蓄支出,從目前退休收入的9%提至12%。這些配套政策進一步緩和了矛盾,為新稅制的最終通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10年12月21日,由澳大利亞資源部長MartinFerguson與前必和必拓董事長Argus共同領導的政策過渡小組重新向澳大利亞政府提交了對礦業和石油資源租金稅改革的評估報告,該報告包含兩部分:礦產資源租金稅(MRRT)和石油資源租金稅(PRRT)。2011年6月10日,澳大利亞聯邦財政部公布了礦產資源租金稅(MRRT)草案,并于2011年11月23日獲得聯邦政府通過。吉拉德政府的MRRT草案解決了政府與采礦行業在此稅收問題上越來越激烈的爭端,為方案的實施鋪平了道路。2012年3月19日晚,礦產資源租金稅法案獲得了議會通過,自2012年7月1日起實施。(1)新方案的設計理念。MRRT是從著名經濟學家郜若素(RossGarnaut)的資源租金模型引申而來,該模型又基于經濟學的級差地租理論。級差地租理論認為,耕地優劣等級不同,使用優等地的農業經營者因產品成本低而能賺取超額利潤,土地主人依據其土地所有權以級差地租形式征收農業經營者獲得的超額利潤。按此理論,政府征收礦山資源租金稅,本質上是對采礦企業占有、使用國有資源而獲得的超額利潤的分割,也可以說是交納的級差礦租。新方案本質上是對占有優質資源的企業獲得的超額利潤征稅。從計稅方式上看,聯邦政府是把州政府以銷售收入為基數收取的權利金(Royalty)統合為針對利潤征稅,體現了“使用資源越好,超額利潤越多,征稅越多;反之越少;使用劣質資源沒有超額利潤不征稅”的理念。(2)新方案具體內容。MRRT其實是2010年陸克文政府宣布的RSPT的延續和變形,是有關資源、環境一攬子稅費改革政策的主要組成部分。在MRRT方案中,MRRT征收額=MRRT利潤×22.5%=(礦業利潤-資本性支出-Royalty扣除-礦業虧損扣除-初始扣除)×22.5%。下面就公式中的內容分別予以解釋:MRRT的“起稅點”(TaxingPoint)和礦業利潤(MiningProfits)。理論上MRRT是針對使用礦產資源而獲得的超額利潤征稅,因此其“起稅點”為礦產品礦山堆場。礦業利潤=礦業收入-礦業支出,其中礦業支出(MiningExpenditure)是指起稅點之前的活動(稱為上游活動,Upstream,包括采礦、破碎、篩選、堆放等)所發生的運營支出(OperatingExpenditure,也稱作業費用)。但礦業支出不包括取得礦權的費用、籌資費用(利息支出)、交給州政府的權利金(Royalty)、公司所得稅和商品與勞務稅(GST)。上游活動所產生的收入,稱為礦業收入(MiningRevenue)。礦業利潤=礦業收入-礦業支出;資本性支出(CapitalExpenditure)。發生于MRRT實施日即2012年7月1日以后的上游活動資本性支出,可作為礦業支出立即從當年礦業收入中核銷,未能核銷的遞延到以后各年核銷。這與計算企業所得稅時按資產預期壽命提取折舊確認費用是不同的。它意味著,一個新建的礦山企業在資本性支出回收之前,不用交納MRRT;MRRT稅率。MRRT的名義稅率為30%,但規則制定者承認在礦業利潤中含有采礦專業技術所作的貢獻(ExtractionFactor),因此減讓25%,即MRRT的實際征收率為30%×(1-25%)=22.5%;權利金扣除(Royaltyallowance)。MRRT方案規定,已交納給資源所有者的權利金可以抵扣。但操作中并非采用扣稅法即先算出MRRT再減去已交的Royalty,而是采用扣額法,即倒算出與權利金對應的礦業利潤,從計算MRRT基數即“MRRT利潤”中減掉(權利金抵扣額=權利金÷22.5%)。如某企業已經交納450萬澳元的權利金,則2000萬澳元(450÷22.5%)為已經交納過權利金的礦業利潤,從計算MRRT的基數中扣除;礦業虧損扣除(Mininglossallowance)。礦業收入減去礦業支出,再減去按上款計算的Royalty扣除后,如出現負數,則稱為“礦業虧損”(MiningLoss)。由于州政府按礦石離岸價計征Royalty,并不考慮企業是否盈利以及盈利多少,再加上新企業的資本性支出可立即核銷等因素,發生礦業虧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對此MRRT草案規定:過去年份的礦業虧損,可在本年按同期政府長期債券利率(一般為5%-6%)加7個百分點加成扣除;已有礦山企業尚未攤銷的資本性支出扣除,也稱為“初始扣除”(StartingBaseAllowance)。對已有礦山企業尚未攤銷完畢的礦業資本性支出,企業可選擇采用賬面價值法或市場價值法,在規定年限內攤銷即抵銷礦業利潤。選擇賬面價值法的,可在5年內且可按長期債券利率加7個百分點加成攤銷。選擇按市場價值法的,可在不短于單項資產壽命期限內攤銷,不加成計算。多個礦山項目礦業虧損可相互彌補。如果一家企業有兩座及以上礦山(單獨核算單位),則發生的礦業虧損可以在不同礦山之間相互結轉;MRRT征收額計算。礦業利潤減“Royalty扣除”、“礦業虧損扣除”和老礦山企業的“初始扣除”后,等于“MRRT利潤”;MRRT征收額=MRRT利潤×22.5%。此外,小企業免征MRRT。法案案規定凡是每年礦業利潤低于5000萬澳元的礦山企業為小礦山企業,免征MRRT。MRRT與現行企業所得稅制度并行。這兩種稅的會計核算和納稅互不干擾。(3)MRRT對礦企稅負的影響。很明顯,MRRT對煤鐵礦企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煤鐵生產企業改革前已經承受州政府作為礦產資源所有者收取的權利金以及企業所得稅,實行MRRT后稅負顯然會增加。州政府收取的權利金每州不同,一般為銷售收入的5-10%,企業所得稅目前為30%,下表是一個簡單的例子,凸顯了MRRT對煤鐵項目回報的影響(假設州政府權利金費率10%)。當然這個結論是極端簡化的,在實際操作中,無論是公司層面還是股東層面的總體稅負受許多因素的影響,包括項目總體利潤率、上下游業務比重、融資方案等。(4)新舊方案的比較。新的方案相比舊方案的超額利潤稅有如下特點:對鐵礦石和煤炭產品的超額利潤稅方案作了大的修改,石油天然氣租金稅是將原來已在海上執行的石油天然氣租金稅方案推廣到陸上,新方案未做大的修改;將鐵礦石和煤炭的礦產資源租金稅(MRRT)稅率由暴利稅的40%降至30%;各州政府對采礦企業征收的權利金可以從礦產資源租金稅中抵扣;將5000萬澳元的全年鐵礦石及煤炭業務資源利潤設定為征稅門檻。可以看出,吉拉德政府的稅制,比陸克文的稅制,主要是稅率上對大中型礦企的讓步和在起征點上對中小礦業公司的讓步。

四、澳大利亞礦產資源稅制改革對我國的啟示

(一)我國資源狀況與礦產資源稅制改革概況(1)我國與澳大利亞資源狀況的比較。全球同處資源經濟時代,具有共同的問題。礦產資源開發利用和礦產資源收益分配,同樣對我國經濟發展、社會和諧穩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雖然從絕對量上看,我國和澳大利亞同樣是礦產資源生產大國,但從人均數量上而言我國在礦產資源方面與澳大利亞所面臨的情況則大不同,我國礦產資源稀缺程度高,正處于社會經濟快速發展期,未來發展對礦產資源的需求遠高于澳大利亞,因此中國是主要礦產資源的進口國,澳大利亞是礦產資源出口國。相對于澳大利亞這個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我國礦產資源稅制問題更大,帶來的礦產資源開發利用低效率問題和收入分配問題也更嚴重;在礦產資源開發利用中對生態、環境的保護不夠,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問題相當嚴重。在未來,資源和環境的壓力將是我國長期面臨的、且必須下大力氣解決的戰略問題。因此,節約、高效、循環利用資源,保護生態環境,促進人與自然、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已成為中國政府實踐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也是我國進行礦產資源稅制改革的主要目的。(2)我國礦產資源稅制概況與改革進展。自20世紀80年代起我國逐步建立起了稅種比較齊全的礦產資源稅(費)體系,包括:作為礦產資源所有者權益的資源稅和礦產資源補償費,作為礦區土地使用收費的探礦權、采礦權使用費,以及轉讓礦權時收取的國家作為探礦和開發投資出資人權益的的探礦權、采礦權價款。但是,作為礦產資源租金收取的礦產資源稅和礦產資源補償費,征收水平長期偏低,與不斷上漲的礦產品價格極不相稱。進入本世紀,隨著新一輪礦產品價格的不斷高漲,我國開始了新一輪礦產資源稅制改革。首先是將從量定額計征的礦產資源稅額有所調高,然后從2006年起按累進制方式對石油開征暴利稅性質的特別收益金,再就是從2010年開始在新疆試點并于2011年下半年推廣到全國對石油資源稅實行從價計征,稅率為5%,計劃提高到10%。目前除石油資源之外,其他礦產資源仍實行原來的從量定額資源稅,未來計劃全部改成從價稅制。目前,我國石油行業的資源稅制和資源稅水平與澳大利亞基本相同,然而除石油之外的礦產資源稅制還不完善,征收水平相對偏低,由此帶來的礦產資源開發秩序混亂、地方政府對煤炭等礦產資源開發收取的“費、金”龐雜,尋租腐敗和收益分配不公仍然十分嚴重。資源稅從價征收和提高征收水平的改革,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也相當大,結果導致我國資源稅改革雖醞釀已久,但進展緩慢,未來任務仍然艱巨。

(二)澳大利亞礦產資源稅制經驗的啟示澳大利亞是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礦產資源稅制對礦產資源開發利用相關利益調節相對比較規范,其改革是在法治軌道和相關利益集團充分博弈情況下進行的,能夠做到科學合理和與時俱進的,這對正在進行的我國礦產資源稅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示意義。一個國家的稅制結構必須與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并根據時代變化進行相應變革。隨著人口增長和社會物質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自然資源尤其是不可再生礦產資源稀缺性也不斷提高,資源有效開發利用和資源收益合理分配對社會經濟和諧和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人類社會已進入資源經濟時代。而稅制結構必須進行相應變革以適應資源經濟時代要求。澳大利亞政府旨在建立“澳大利亞未來稅制”的礦產資源租金稅改革,其目的不僅在于提高全社會分享礦產資源租的比例,而且也在于以此降低公司所得稅、補充養老基金等,表明其“未來稅制”向提升資源要素稅比重、降低資本和勞動要素稅比重的結構性轉變,這符合資源經濟時代發展要求。稅制改革是利益關系的再調整,而利益關系的調整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政治問題。

因此,資源稅改革必須在法治軌道上依法進行,并充分反映不同利益群體的意見和訴求,這樣才能既保證有利于全社會整體利益的稅制改革方案獲得通過,又能合理調節不同利益群體的利益關系使稅制改革方案順利實施。澳大利亞作為成熟的法治國家,其礦產資源稅制改革一直遵循稅收法定和法依民意的法治原則,經過了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充分政治博弈,其所通過從石油擴展到煤炭和鐵礦的礦產資源租金稅制在全球范圍是獨家首創。而我國現行的征收礦產資源租性質的資源稅費,由不同政府部門確定,除資源稅外大多不經過人大立法程序,導致現行資源稅費體系存在方案確定過程不透明、部門尋租、利益關系調節不規范、缺乏綜合考慮以及資源稅費收益分配使用不透明等問題,為未來改革與規范加大了難度。資源稅制改革的順利進行,有賴于充分的政治協商和成功的輿論動員。從理論上講,陸克文政府的40%RSPT方案并非沒有可行性,尤其是在礦產品價格長期高企、礦業公司長期獲得資源暴利的礦業繁榮時期,40%的資源超額利潤稅是合理的。如在上一次礦業繁榮和此次礦業繁榮時期,許多國家征收的石油暴利稅都非常高。顯然陸克文政府的失敗,有第一次把暴利稅延伸到煤炭和鐵礦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也在于陸克文政府缺乏政治協調能力和沒能進行充分輿論動員,從而被既得利益集團成功阻截。涉及利益關系調整與規范的資源稅制改革,既要充分反映包括既得利益集團在內的不同利益群體的利益訴求,也要防止被既得利益集團所左右。吉拉德政府的礦產資源租金稅方案雖然成功獲得通過,但是該方案不僅將MRRT稅率從40%降低到30%,而且對礦業公司作了巨大利益讓步:包括所謂“采礦專業技術所作的貢獻”的25%的稅率折讓和前期未抵扣費用或礦業虧損在長期債券利率加上5%或7%的加成結轉等優惠,使包括資源所有者收益的權利金在內的整體資源租金有效稅率明顯低于22.5%。考慮到對中小企業5000萬澳元利潤以下的免征MRRT,全社會總體的MRRT稅率則更低。很明顯,澳大利亞的MRRT改革存在被礦業既得利益集團所左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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